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刻骨铭心，于艺术家也不例外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

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同胞。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费奈隆

巴勃罗·毕加索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

毕加索这件《格尔尼卡》长7.76米，高3.49米。画面中央是一匹表情痛苦的马儿和一位拿着灯的妇女；右边是着火的房子和尖叫着挣扎的女人；左边是一只公牛、一位绝望的妇女与她死去的孩子；一个战士支离破碎的尸体遍布画面之上，绝望和恐慌令人触目惊心。

这是经受炸弹蹂躏之后的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1937年4月，纳粹德国的空军对格尔尼卡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地毯式轰炸。当时，居住在巴黎的毕加索正受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区绘一幅装饰性的画，也由此诞生了他的艺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193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后，《格尔尼卡》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世界之旅”，以鼓励反法西斯情绪，并为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筹集资金。作品现收藏于马德里国家索菲亚王妃美术馆。

《格尔尼卡》从未在拍卖会上被拍卖过，但最近几十年毕加索的数件作品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售出，鉴于《格尔尼卡》的超大尺幅与重要的历史意义，若被拍卖，或许能突破2亿美金。

毕加索《朝鲜大屠杀》1951

1951年的《朝鲜大屠杀》，毕加索将这件作品处理成了一幅可怕的漫画：一场屠杀即将开始，穿着战甲的士兵不知是从古代穿越而来，或是来自未来的机器人；他们荷枪实弹，将枪口对准几个手无寸铁的孕妇与孩子。毕加索给这群士兵画上了形状怪异的武器，以及折断的生殖器，将一场野蛮的暴行示于众人。

安德烈·梅森

安德烈·梅森《斗牛》，1937

1914-1919年，法国艺术家安德烈·梅森曾在一战时作为士兵为祖国而战，他在炮火中被袭击受伤，孤立无援地躺在战场，鲜血流淌了几个小时。战争的伤害在他的身体上留下永远的伤疤，也影响着他的创作。

20世纪30年代，艺术家们目睹了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1939年民主进步势力在西班牙的溃败、以及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梅森住在西班牙，他于1937年的作品《斗牛》，据说正是借鉴了毕加索作品《格尔尼卡》那富有表现力的特质，愤怒的公牛冲向奄奄一息的斗牛士，一匹马居于画面的右侧，底色是血一般的红。

梅森曾于1924年开始参于超现实主义的运动。动物和人类形态的变形绘画、战斗和屠杀、暴力与色情都是他常用的主题。受战争和环境影响，他的一生也在避难与搬家中进行。

约瑟夫·博伊斯

博伊斯《奥斯威辛示威》, 1956-1964

博伊斯是第一位尝试处理大屠杀纪念活动的德国艺术家。他的装置作品“奥斯威辛示威”（Auschwitz Demonstration）在一个类似医疗柜的玻璃柜中，将两块脂肪放在炊具的顶部，炊具没有插上电源，因此无法加热脂肪使之溶化。

1940年，博伊斯应召进入德国空军担任JU87轰炸机的领航员。二战给博伊斯带来重大的创伤，破碎的弹片终生没有从他的身体中清除，他被割除了胰脏和肾脏，脚伤终生没有痊愈。

1943年冬天，在一次拦截演习中，他的飞机遭俄国炮弹击中，坠落在克里米亚，当地的鞑靼人从雪堆中把波依斯救起，用动物脂肪和毛毯给他保暖，把博伊斯从死亡的边缘中救回：一个在执行杀人任务的伤员，坠落后被“野蛮民族”拯救。良心的重击使博伊斯的某种意识开始觉醒。

博伊斯《欧亚西伯利亚交响曲第32 章》，1963

在博伊斯1963年的作品“欧亚西伯利亚交响曲第32 章”(Eurasia Siberian Symphony)中，一只死去的兔子、一面黑板、黑板中间写着“EURASIA”的大字，字体重叠着一幅断裂的十字架，黑板底部写着毛毡和油脂的温度。

木架之上兔子，象征着死亡与牺牲。它横挂在断裂的十字架前，又流露出救赎与复活的意味。兔子似乎化身弥赛亚，向人类讲述着基督即将复活。也意味着人类历经两次大战后，急需“最后的复原”。断裂的十字架意味着地域的分离、种族的区隔、宗教的冲突、世界的分裂。

安塞尔姆·基弗

约瑟夫·博伊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德国的分裂，并经历了德国的复兴，而安塞尔姆·基弗只看到了这个过程的一半。他出生于 1945 年，二战结束前两个月，他曾是国防军的一名军官，在一个沉默且饱受创伤的环境长大。

与专注于集体创伤后康复过程的博伊斯不同，安塞尔姆·基弗将他的艺术作为一种手段，来应对纳粹主义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

基弗《占领》 ，1969

一系列在各个场景中拍摄重复同一个手势的照片是基弗的代表作品之一，展示了他对法西斯主义基本原理的探索，他在欧洲各地的场景，在宏伟的建筑和壮丽的风景前，向希特勒致敬。

然而这一举动无疑会震惊战后时代的观众，这似乎是对纳粹主义的公然描绘。但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这些照片是从远处拍摄的，人物被弱化了；此外，展示军事力量的缺失也使得照片中的人物似乎只是在扮演纳粹的角色。但关于基弗的立场，一直是模糊的。

基弗生活在一个否认和拒绝谈论历史的时代。在 1950 年代，为大屠杀受害者哀悼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基弗和他这一代的许多艺术家只能靠自己的方式来尝试拼凑发生的事情和原因。基弗并没有试图治愈一个破碎的国家、或探索一个正在转型的体制，而是回顾过去、拼凑成当下。

基弗《Dem Unbekannten Maler》，1980-1983

这幅作品Dem Unbekannten Maler（致无名画家）是基弗在 1980 年至 1983 年间创作的一系列著名画作之一。致无名画家的大广场，特指柏林希特勒总理府的室外庭院，由 Albert Speer 于 1938 年为纪念无名战士而设计，这里也是希特勒自杀后的尸体的所在地。

基弗对它的表面进行了大量改动，并加入了稻草等有机元素，他所描绘的巨大石墙的形象处于一种脆弱和模糊的状态，而非坚不可摧。画布上的元素仿佛遭受了一场地狱之火，被那些曾经居住在它的大厅里的人所遗忘。而这件作品也在2011年纽约佳士得以3,554,500 美元成交。

格哈德·里希特

里希特《鲁迪叔叔》，1965

1932 年出生的里希特，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了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东西德分裂、见证了柏林墙的建立及倒塌。1961 年，他从东德逃到西德，开始在艺术创作上崭露头角。战争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影响着里希特的艺术创作。不同于博伊斯的激进，他的很多作品总是带着距离与冷淡。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里希特发展出多元艺术语汇，运用多种媒材包括照片、装置、建筑等。照片绘画是贯串里希特多年的绘画方式，这张他的叔叔鲁迪 (Rudi) 于 1944 年在战争中丧生前的照片，鲁迪穿着纳粹军服，脸上挂着自豪的微笑。潮湿的油画上留下干燥的画笔拖动的痕迹，在里希特的作品中，历史也成为了他画面中的一层迷雾。

里希特“比克瑙”系列之一，2014

里希特“比克瑙”从照片到完成的过程

2014年，他用“比克瑙”直接在绘画中表达对于集中营的意见。在“比克瑙”创作之初，里希特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将四张拍摄于集中营的照片重新上色，这些照片是当时被迫在毒气室焚烧尸体的犹太囚犯所拍摄的。里希特在大屠杀的影像上覆盖深色，再将其刮掉，最终原始照片上的图像消失，隐匿于深红色、绿色和黑色。

萨尔瓦多·达利

达利《煮熟的豆子与软体构造（内战的征兆）》，1936

达利的《煮熟的豆子与软体构造（内战的征兆）》创作于西班牙内战爆发的1936年。画中，一个完全割裂的人类形象紧握并压制着自己的另一半躯体，每一个器官和部位都在扭曲变形，人类在痛苦中哀嚎，背后是浩渺蓝天，白云朵朵。

二战时期，达利与妻子在巴黎生活，1940年法国投降后，他们搬到美国。出发时，达利当然不知道，在美国的数年是他人生中最多产、生活最丰富的一段时间。但当时，面对未知前程，达利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紧绷。他开始构思一件新作品，试图表达出欧洲正在发生的那些恐怖与荒谬的事。

达利《战争的面容》，1940

于是有了这件作品《战争的面容》。画面简单明了：蠕动的蛇、头骨、空洞的眼窝中头骨正在成倍增长，张开的嘴巴因痛苦而扭曲，细看极恐。这张丑陋的面孔置于躺于毫无生气的沙漠上，如同战争扼杀了生命。一张摊开的手（艺术家自己的手），是无能为力？抑或毫不关心？如果大面积的棕色让你觉得压抑，远处天空的间隙中淡淡的蓝，又或许在给予人关于和平和愉悦的希望。

乔治·格罗兹

乔治·格罗兹《大爆炸》，1917

战争是对生命的牺牲，也是对人类所有文明品德的挑战。乔治·格罗兹曾于1914年至1915年之间在德国军队中服役，但因精神崩溃而退伍。

而这位退伍军人很快就成了达达主义-柏林达达?1917年小分队的创始人之一，他与艺术家们合作讽刺性出版物、木偶和拼贴画。柏林达达分组并不像其他达达小组那样反艺术。他们更关注政治和社会活动，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讽刺和公众示威上。

1917年5月，在最终离开军队之后，他创作了油画《大爆炸》。这幅画以红和黑之间的剧烈反差，给人们展示了一座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城市。爆炸地点位于楼房高层，空窗户透出火红，天空被黑色浓烟聚集成的乌云遮蔽。画面底部用黑、绿、蓝色绘制，暗示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危险。

格罗兹《社会的支柱》，1926

格罗兹早期的绘画就呈现出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的风格，而离开达达后的1926年，格罗斯创作了他的第一件重要作品《社会的支柱》，是对军国主义，新闻界，腐败的神职人员，君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谴责：所有人物面如丧尸，如同执行着表面化的、程序式的指令。尽管如此，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仍然活跃于热情的活动中。

格罗茨的所有作品都在探究人类本性的残暴与毁灭。他认为，由资产阶级和皇帝统治的德国表面上看似井井有条，本质却是一个腐朽、嗜血和扭曲的社会，他把战争视为人类最大的丑恶。

乔治·德·基里科

基里科《一条街上的忧郁和神秘》，1914

《一条街上的忧郁和神秘》是基里科的代表作之一。明亮的黄色充满了死寂和紧张，安静的街道因为扭曲了透视关系和非正常的光影表达，使画面充满不安的氛围。玩铁环的孩子让人忍不住担忧，黑暗中是否隐藏着一些危险的因素？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这是二战前夕的作品，当时的意大利国内已经非常混乱，画面传达出人们对于战争的隐忧和未知的恐惧。

基里科说这幅画来自尼采对意大利荒漠广场的描绘的启迪，这座城市广场空无一人，仿佛梦境。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女孩象征着人性的毫无戒备和纯洁，男子的阴影（画面右侧阴影内）象征着莫测的危机，整条街道的扭曲则等同于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阿布拉莫维奇《巴尔干巴洛克》，1997

阿布拉莫维奇在1997年的第四十七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表演了她的作品《巴尔干巴洛克》并获最佳艺术家金狮奖。

在展览现场，阿布坐在由1500个血肉犹存的兽骨组成的骨堆上，一边洗刷兽骨，一边低吟儿时的家乡民歌，语调充满悼亡之气，背景则是她和父母的影像投影，这件作品与艺术家的故土巴尔干地区的现实息息相关，充满张力。

“欢乐并不能教会我们什么，然而，痛楚、苦难和障碍却能转化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同时让我们认识到生活于当下时刻的至关重要。”

阿布拉莫维奇《Crystal Wall of Crying》，2021年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向乌克兰宣战，战争随即全面爆发。几日后，阿布在其社交平台发布短片，短片中提及自己出身南斯拉夫，明白夹在西方与俄罗斯势力间的处境，并称这场战争不仅对乌克兰造成冲击，也是对人道主义的重击，深刻表达对战争的反对。

2021年适逢乌克兰基辅1941娘子谷大屠杀八十周年（1941年，纳粹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一带，对犹太人展开一场大屠杀，短短两天内，就有将近34,000名犹太人遇害。）阿布在此留下了永久性装置作品《Crystal Wall of Crying》，运用源自乌克兰矿山的黑煤，打造一堵长40米、高3米的墙面，上头缀有93颗未经加工雕琢的石英晶体，以艺术为载体，带来治愈人心的能量，同时提供人们一灵性场所，静下心来回望历史、冥想并反思。

这件作品虽是为纪念上世纪的屠杀而生，但它所传递的希望与对人心的安慰正是今日处在战争中的人民所需要的。正如阿布所言：“唯有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使用，这件作品才拥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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