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的山水画才有生命力

中国的山水画历来被认为是文人士大夫专属的“雅事”，在宋代，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并称的“四般闲事”是文人生活极致风雅之事。尤其到了元明之际文人画兴起，山水画更为象牙塔中的“阳春白雪”，与群众无缘了。

长久以来,山水画都被认为是绘画艺术中的“空中楼阁”，其题材远离现实社会，看不到“人间烟火”，这不利于让大众接受山水画，也不利于让山水画发挥现今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时代要求。王朝闻先生说：“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的条件。”所以，山水画要符合当今社会功用，就要走出象牙塔，真正到人民生活中寻求笔墨灵感，发挥美术作品自身的社会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老一辈山水画家就开始探索以新笔墨、新题材讴歌祖国如火如荼的建设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将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场景融入到绘画中，让山水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纪元。这个时期，涌现出了诸如李可染的《万山红遍》、石鲁的《转战陕北》、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何海霞的《驯服黄河》等作品，它们都是将传统技法和时代精神风貌相结合的经典，同时也将山水画的表现内容进一步延伸到像水电站、公路、码头等前代画家所没有触及的题材，老一辈画家用最真挚的笔墨去歌颂新中国风貌，讴歌那个时代的精神。正因铸情于笔端，才成就了那些不朽的名作，这一变，也奠定了新中国山水画的方向——古为今用，以传统笔墨绘新时代精神，把真实的山水和心灵的山水完美地结合起来，以当代人的心灵感悟书写当代的山河画卷。

万山红遍（中国画）　李可染

在山水画技法寻求变革的道路上，如何能够推陈出新，中国画家也做过多种尝试。他们“借鉴西法”，将西方油画的笔触、光影、质感、透视等方法引入到中国山水画中，进行“中西融合”；或是改变材料和作画方式，探索现代元素融入古老传统山水画的可能性。但外来因素的强行介入和不当使用势必会因文化观念的不同，生产出水土不服的“四不像”现象。一味强调形式的独树一帜和观念上的前卫也会使传承千年的绘画艺术沦为哗众取宠的空谈和炫技之举。原本强调内蕴和笔情墨趣、强调气韵与诗思的传统山水画在这种变革下，往往会成为各种元素的堆砌，或者是与照片无异的风景再现，缺乏内在感染力，难以成为当代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无法担当起传播文化的重任。

中国画的笔墨技法，是千年之间如恒河沙数的画家创作经验积累起来的，我们要重视它、研究它、整理它，并将之继承发扬。现当代很多画家虽然用的是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的却是水彩、素描的样子，这就与中国画创作背道而驰，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艺术实验，不会成为中国画主流。

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只有在创作中时刻牢记“与时俱进，与民同心”，中国山水画才能在新的历史时刻有所突破。前辈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石鲁、关山月等，他们对祖国有着浓烈、质朴、深沉的爱，对社会主义有着无比的憧憬，所以创作时才能情溢于笔端，创作出丰碑式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为中国画寻求变革的前辈艺术家都是个人学养深厚、传统笔墨功底极为扎实的，他们的求变之路也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最大程度吸收而后的溢出藩篱，是传统学养、技法、感悟厚积到一定层次，再与欣欣向荣的时代精神相映后的升华，同样这种变革也脱离不了“文化自信”的内核。

山水画家锤炼品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圭臬，追求“正大之美”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同时也是映射时代精神的必然。“飘逸不可以废沉雄，疏散不可以无气骨。文骨靡弱，时势衰颓之征也。”这是潘天寿读《文心雕龙》时的眉批，揭示了文化和社会发展，国势强弱之间的关系。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需要有能反映其风貌的精品力作。当今盛世，以大笔墨、大气象为外在，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为内涵的新时代山水精神应成为主流文化导向，这也是发扬文化自信的成果，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和赞扬。

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向群众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用优秀的、取向正确的作品占领文化阵地。在今天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中，艺术工作者应该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射到人民群众中去，将山水画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用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新时代山水精神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精神，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反映时代风貌，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