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给“文化资源”臆造产业躯壳

近日，关于“曹操墓”的争议又逐步升温。

河南安阳“曹操墓”被发现并公布以来，许多学者参与了“挺”与“倒”的论战，各派专家学者还纷纷拿出质疑或肯定的证据。“曹操墓”真伪至今尚未开棺定论。

暂且抛开曹操墓的真伪不说，此次“曹操墓”的“挺”“倒”两派之争，两边所陷入的背后利益立场更为令人关注。事实上，之所以发生“曹操墓”的挺倒之争，是因为许多地方、许多领导、许多人，把历史文化和资源等同于文化产业来看待了。

“名人故里”之争源于地方利益

不久前，冯骥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有的人对待曹操墓，并不是考虑曹操墓被发掘出来，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精神文化价值，而是首先想到4.5亿元的产值。”

日前有报道称，曹操墓的门票已被安阳有关方面暂定为40元。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曹操墓’挺倒之争，是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生的种种‘名人故里’之争的翻版，背后无不是地方利益之争。”

围绕“名人故里”之争，近年来在国内部分地区之间，可谓上演了一幕幕鲜活的闹剧。

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新疆昌吉市为了观音菩萨故里争得面红耳赤;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为争夺李白故里展开“跨国”竞争;山东阳谷、临清，安徽黄山三地为了争夺西门庆故里打起嘴仗，一时间让《金瓶梅》里的淫贼、恶霸、奸商西门庆成为“至爱”宝贝;连小说中虚构的神话人物孙猴子也有了“故里”，山西省娄烦县决定开发建设占地7000亩的孙悟空故里;8月10日，湖南株洲向媒体高调宣称：该市将投资100亿余元人民币建设神农城，打造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

各地为何不惜代价地争“名人故里”?毫无疑问是利益驱动下对文化资源开发的博弈。牵强附会地搭文化的台，唱产业的戏，把文化产业的功能、作用无限放大，牵强对接，正是近年来“名人故里”闹剧屡屡上演的原因。

陈少峰表示，文化资源、历史文化等同于文化产业，这是对文化产业认识的一个误区。文化产业发展追求的是创新，历史文化讲求的是积淀。靠“名人故里”打造文化产业，即使能带来一定的旅游效益，也不会形成真正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因为其缺乏产业链。

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相差更远

“文化资源不等于文化产业资源，许多时候文化资源反而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阻力。”文化学者左春和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在发展文化产业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中，许多省、市自称为文化产业资源大省、大市，认为有优势的文化资源就可以顺利进行文化产业的计划性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多个地区的文化产业规划中找到痕迹。在山东省文化发展规划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以“三孔”为载体，整合孔子、孟子、曾子等儒家文化旅游资源，构建儒家文化旅游区。

“孔子、孟子、曾子是思想的圣贤，让人们去旅游看什么，无非是现建的山寨古屋，这还不如让人躺在家里读一遍圣贤的著作，受益更多一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直言。

左春和说，文化资源主要反映在一个区域的历史积淀、文化传承和民俗风情，或者文化名人等。这是目前许多地方最容易生发的自我优势想象，认为文化资源可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文化资源不一定能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源，有时候文化资源可能恰恰不利于发展文化产业。

对此，左春和解释道，一方面，文化资源不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独享性，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故事传说和历史记载都可以被普遍使用，所以，文化资源无法成为一个地方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目前文化产业的成功范例大都为现代观念包装下的娱乐文化，这种文化形式是对精英文化的逃离或消解，它只考虑市场受众，并不严肃把握文化的历史传承。这样来说，越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产业形式越有市场效果，而历史厚重、民俗性强的文化产业形式则很难被现代人所追捧。

“比如我们的传统戏曲和一些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虽然有着极强的文化特性和文化传承性，但它无法适应现代受众的消费习惯和心理方式，很难进行产业化。”左春和表示。

文化产业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解构式利用，它的成功多为现代观念下的现代包装，在产业化过程中不再考虑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敬畏。这并不影响文化产业的道德品性，因为文化产业从开始它就告诉你，它并不走进精英，只是大众文化的消费产品

“在以资源推动型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中，一些地方单独强调某地域的文化独特性和文化深厚性，而忽视了其他资源的利用和挖掘，只能独守文化传承而无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发展。”左春和说。

当然，人们对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存在误区，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无视文化发展形成的规律，甚至于无视道德、伦理的底线，无视历史事实的凭空臆造，把一些神话人物和传说当成文化遗产来“产业”化，则是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