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历史意识融入主题性创作中——评祁海峰“畅想”系列作品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绘画作为一种典型的图像，是人类文化、意识、社会发展的重要缩影，探究如何以“图像撰史”是新时代美术创作者的人文使命。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和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视觉史诗书写。祁海峰“畅想”系列绘画创作以中国社会繁荣发展为背景，以建设者和未来城市为表现对象，展现了他笔下的“中国故事”。

自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以来，“平民史观”在中国的启蒙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李大钊先生很早就指出：“文艺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它们绝不能被传播于现代社会，绝不能得到群众的讴歌。”尤其在20世纪后半叶，这种“从底层往上看”的史学观和“对历史本身重新定义”的企图，以及强调普通民众独立诉求并通过形象化的“个体叙事”，正试图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或者重构历史的文化策略，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体到美术领域，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具有注重主题性、思想性和关注社会现实的重要特征，还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后发的现代性”特征，并且始终与当代社会的政治改革、思想变化、文化转型密切相关。比起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理论，艺术与意识形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微妙关系，一方面，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印记，主题性美术创作通过艺术形象传递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和观念；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赋予意识形态以某种确定的形式，去关注个体生存状态，发掘人性精神，将它固定在“文化记忆”的范围内。

正如祁海峰在访谈中所说：“中国故事是由一个个中国人的故事汇聚而成的，只有选取更多鲜活的、带有人情味的故事，才能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激励人。”这段话朴素地传达出艺术家自我的艺术立场和创作态度，即通过直面现实中的人与物，努力寻求并把握艺术的内在真实。祁海峰的“畅想”系列意在探索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不可回避并迫切需要回答的深刻问题，即如何在影像泛滥的时代里去表达现实。

在《雄安畅想》中，祁海峰以雄安火车站建设场景中普通的、不同分工的建设者为描绘对象。与传统主题性美术处理人物形象不同，《雄安畅想》中不仅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们反而是朴实无华、脚带尘土却充满坚毅的建设者，这些建设者询唤出一种观看的主体——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也相应构建出一种观看方式——日常观看，由此，一个在传统美术创作范畴中本应该由宏大叙事完成的图景，经由“大众自我的日常观看”为艺术观众所接受并引起强烈共鸣。这时建设场景和建设者形象与普通大众的自我想象、自我体验密切相关，作为观看的对象同样又是凝视的主体，祁海峰《雄安畅想》中的“建设者”身兼两任，他们折射出的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之源——每一个平凡的人。

通常来说，主题性创作或者是描写一群人、或者是勾画一个历史事件，但祁海峰的《白洋淀畅想》则是构建了未来新兴城市的人民生活场景，一个人、一群人的美好生活都可以在此画卷中得以栖息。《白洋淀畅想》以俯瞰的视角和蓝色的主调，把一个已经启动的新型现代城市景观呈现在观者面前，表现了在古老白洋淀的水天之间呼之欲出的未来现代化城市的面貌，充分展现了艺术家对新时代的美好畅想，以及艺术家对蓬勃昂扬的时代精神的歌颂。在祁海峰笔下，白洋淀的天、水、云与新兴城市展现了人们“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样的创作已不再是艺术风格或图像再现，而是政治秩序、生态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视觉艺术中个体与城市的关系。通过这种社会学维度，我们看到祁海峰的“畅想”系列，实际上就是在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艺术以表现手法对现实作出诗意性或哲理性的阐释，艺术创作中的“表现”也并非是对社会生活和历史真实的“再现”，而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对现实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表现性叙事与图像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祁海峰的“畅想”系列把主题性创作看成为理解历史、重述历史、重新建构历史并塑造新的社会意识的有效方式，这种来自形式与观念的互动，会使艺术家将历史意识融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形式中，从而走向永恒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