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石窟新发现：宋初引路菩萨像堪比敦煌幡画
作为四川石窟寺遗存最多的安岳县，最近在南部造像区又有新发现。
在安岳南部一石窟中，发现一龛宋初的引路菩萨与地藏等四大菩萨的造像，是目前仅见的此类往生组合造像。龛中引路菩萨的形象，与流失海外的敦煌幡画高度一致，为石窟中发现最早的一尊。而另一处明代石窟中，一尊罕见的抱膝而笑的释迦苦修相，则完全摒弃了犍陀罗模式形如骷髅结跌端坐施禅定印的早期形象，神性大减而意趣十足，为中国晚期石窟梵汉结合的典范之作。
四川省石窟（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四川全省现存石窟（含摩崖造像）2134处，居全国第一。作为四川石窟寺遗存最多的安岳县，最近在南部造像区又有新发现。
安岳北宋引路菩萨龛 傅盛摄在安岳南部一石窟中，发现一龛宋初的引路菩萨与地藏等四大菩萨的造像，是目前仅见的此类往生组合造像。龛中引路菩萨的形象，与流失海外的敦煌幡画高度一致，为石窟中发现最早的一尊。加上新发现的唐太和年间（827-835）陇西僧人（今甘肃省南部及东南部地区）造像题记佐证，推测此粉本源自陇西地区，经安岳再传播到大足。
而另一处明代石窟中，一尊罕见的抱膝而笑的释迦苦修相，则完全摒弃了犍陀罗模式形如骷髅结跌端坐施禅定印的早期形象，神性大减而意趣十足，为中国晚期石窟梵汉结合的典范之作。
北宋初年的引路菩萨与地藏四菩萨龛
此龛主尊为引路菩萨与药师佛、不空羂索观音和地藏，引路菩萨身后有3位较小的往生者。引路菩萨像高50厘米，挽高髻，着长裙，戴耳饰，立于云台，左手于胸前执物，右手执长幡，幡带迎风而起，菩萨身姿右倾，回望跟随在身后的3位往生者。
引路菩萨像 傅盛摄
最右侧地藏坐高35厘米，戴风帽披袈裟，持锡杖，左右各有一躯弟子立像。龛壁两侧有力士造像。旁有咸平五年（1002）造小像的题记，应为此龛造像的年代上限。
引路菩萨又称引魂菩萨，未见佛经记载，是唐代净土宗兴起后民间信仰所演变成的中国式菩萨。主要职能是引导亡者进入佛国净土世界。
按佛经所称，当人命终时，口念阿弥陀佛名号，就会有菩萨下临接引死者西去佛国。唐末五代，石窟壁画中流行以西方三圣为主尊，展现西方净土盛境的经变造像，而后由其中的持莲观音逐步演变成单独的“引路菩萨”。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五代引路菩萨幡画在敦煌发现的幡画上，引路菩萨均冠戴化佛，手持招魂幡，立于莲台。菩萨回首观望着身后毕恭毕敬的往生者，正是主动接引之意，表示死者的亡魂将随菩萨抵达西方极乐净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引路菩萨图》。
在敦煌藏经洞中出土了11幅 “引路菩萨”幡画，均已流失国外，石窟造像仅发现于安岳和大足。此龛引路菩萨像与巴黎收藏的敦煌五代幡画高度一致。
宋代民间的往生信仰观念进一步强化，由于地藏菩萨主管地狱之事，民众将其与引路菩萨组合在一起，成为死者求福升天信仰中的一组重要大神，意为令亡者在地狱中经过地藏救度后，直接由引路菩萨导入净土彼岸。作为与“地藏王菩萨”相对应的称号，引路菩萨在宋代也称 “引路王菩萨”。
巴黎集美美术馆藏敦煌983年的《地藏十王图》目前地藏与引路菩萨一起出现的最早图像是巴黎集美美术馆藏的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地藏十王图》，说明将冥界救赎与净土信仰融合的组合模式最早出现于敦煌地区，但此图的引路菩萨仅位于画面下方，应是此信仰的滥觞。
安岳此龛地藏与引路菩萨造像布局已趋完善，在引路菩萨和地藏间还加入了三头四臂可莲花化生，众障净除，往生净土的不空羂索观音和可前往净琉璃世界、消灾除病的药师佛。幡画和造像仅隔19年，可见此信仰组合的发展迅速。此龛中戴风帽的地藏形象，也最早来自敦煌《道明和尚还魂记》中的“覆頂披帽”记载。
安岳引路菩萨执幡细节 傅盛摄在目前陇西到四川沿途石窟中未见此组合图像，在安岳能率先出现此题材造像，其粉本应是由陇西一带僧人直接传播而来。最近，在安岳晚唐石窟中新发现陇西僧人行踪，一龛题记中有“维太和二年（828）岁次戊申年□乙月明十五日已亥陇西沙门贞?隽字记……”另有“陇西沙门释子林道”等文字，可知至少在晚唐时安岳已与陇西地区有佛事往来，甘肃僧人已直接参与安岳石窟的营造。
此类以地藏王、引路王菩萨组合的信仰随后迅速风靡全川，嘉祐四年（1059）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举家迁居京城前，就曾捐资在老家的极乐院塑地藏、引路王等六菩萨像。
南宋绍兴年间，与安岳毗邻的大足也出现地藏王和引路菩萨王龛。北山观音坡1号龛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所刻，现造像已不存仅剩题记。在大足佛安桥，刻于绍兴十四年（1144）的8号龛中，有单独的引路王菩萨和一名往生女性形象，惜已被妆彩。与安岳西交界的资中西崖45号龛千手观音左壁也曾有一尊南宋时浮雕的引路菩萨和往生者，但早在90年代初就被乡民妆彩改塑为善财童子。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李瓶儿死后做法事时就曾有“王姑子且口里喃喃吶吶, ......请引路王菩萨与她接引冥途。”的描写，可见到明清，引路王菩萨信仰依然旺盛，更发展成为水陆画中不可缺的一组神众，山西宝宁寺壁画中出现的持幡引路菩萨，题跋便是“引路王菩萨众”。
安岳这龛早期的引路菩萨与地藏等四菩萨往生龛，虽保存不佳但价值较高，对四川地区唐宋往生信仰有研究价值外，更证唐宋间，陇西与川中腹地的安岳已有深入的佛教文化交流，于此雕凿的众多题材，再传播到大足地区，成为巴蜀具有排他性的造像中心。
明代释迦牟尼苦修像
在安岳一晚期石窟内，发现一龛做主尊供奉的明代释迦苦修像，表现的是释迦29岁时未成佛前在雪山苦修的悉达多太子形象，为佛传故事“八相”中的重要一相。
该像起源于犍陀罗石雕，十六国时传入中土，以炳灵寺最早，北朝的金塔寺和敦煌中也有表现，均为泥塑。
炳灵寺第169窟西秦时代苦行像《大般涅槃经》卷十四《圣行品》载，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因目睹众生疾苦，即抛弃权位入雪山苦行，静坐思维，不避风雨，坚持不懈达六年之久，身体也变得极度消瘦，筋骨暴露，“唯食诸果……绝形深涧，不涉人间，结草为庵，被鹿皮衣”却终在痛苦中参透成佛。这一典故随佛教传入中国，到隋唐时，逐渐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王维、贾岛、刘禹锡均有相关的诗句传世。常被用来赞誉人们安贫乐道的志趣。
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3世纪苦行相在早期犍陀罗造像中，释迦苦修相都状如骷髅，筋脉涌动，视觉惊悚，被称为“饿佛”，除偶见于早期的新疆、河西地区壁画和泥塑外，中原无此造像，仅在小南海和两宋的马渠寺、宝顶山有此作为佛传经变的一个情节展现。
元明时，世俗美术发达，受官方“梵像提举司”影响，工匠大胆借鉴印度“胡貌梵像”特征，融合时代审美趋势，注重意趣地创造出突破宗教仪轨的崭新苦修相，民间称雪山大士。著名文物大家王世襄曾激赞此类作品：“夸张而近乎浪漫”。成为到元明时最具鲜明时代特征的雕塑题材。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元代雪山大士此类作品之前常见于木铜玉器等小品工艺雕塑，美国几大博物馆中均藏有此类精品。王世襄旧藏的高34厘米明代木雕雪山大士像在2003年就以2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
安岳此像位于县城东南部，刻于山腰一块独立崖面，距地1.13米，像高1.2米，头长49厘米，肩宽80厘米，无窟顶，呈圆雕。形象为瘦骨嶙峋的中年人，头顶发髻，双耳垂肩，双眉弯曲，唇上美髭蟠结成卷，姿态耸肩屈肘，左扶左膝，支撑下颚而坐。胸前有束带，左肩半披鹿衣，坐于蒲团上，下有悬裳垂落。
安岳明代苦修相石窟 小舟摄与常见的雪山大士卷发戴宝箍形象不同，此像略带笑意，肉髻螺发等佛陀三十二相中的特征已清晰可辩，表现的是他从帝释天处闻知后半偈“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时抱膝破颜而笑的顿悟之喜。
与常见小品比，此像写实度更高，更显血肉饱满。在身体比例上做了合理调整，释迦面部也塑为更符合传统审美的国字脸，不再低颚沉思而是目光正视观众，大大拉进了信徒与偶像间的距离，并恰如其氛地融进一种不易察觉的诗意和禅趣，留白颇深。
此像长期被误认为达摩，虽现代有局部涂彩，但基本忠于原貌，是石窟衰落期较特殊的一尊。
值得注意的是：在苦修像旁，有一龛宽超过4.9米的毗卢千佛像，主尊毗卢佛头戴的多佛冠上两道毫光间生出后壁314尊莲台小佛（现存数量），与两宋的华严洞、大足宝顶毗卢佛表现形式一致。结合此处同期开凿的华严三圣、巨型大悲像等，应是一处显密结合的大型道场，此地又与川密盛行的石羊、顶新接壤，似乎暗示明代密教仍在安岳一带相当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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