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里的考古人：在井头山遗址与8000年前的先民对话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遗存

下了余姚北高铁站，跨越21公里，倒腾两趟公交。这是井头山遗址发掘领队孙国平的“上班”路线。这个“五一”假期，他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工地度过。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重要纪念年份。“五一”假期，记者来到井头山遗址，探访考古人不一样的“劳动节”。

分门别类整理好的贝类

井头山遗址距今8000多年，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循着地图到达井头山遗址考古工地时，已是上午9点多。这是一处不起眼的遗址场地：

出土后修复的陶器

大门对着的是国道，“邻居”们都是企业，鲜少有人在路上行走。往里望去，野草长得有半人高，还有许多被塑料薄膜包裹着的土堆。若不细看门口“井头山遗址考古工地”这几个字，没人会知道，这里埋藏着的是8000年的历史。

孙国平和井头山遗址工作人员在交谈

因为是“五一”假期，工地里只有几个考古队员留守。自2019年开始发掘井头山遗址以来，孙国平至少每年有9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度过。这个假期也不例外。

他的工作繁杂：出土遗存资料整理、二期发掘工作筹备、接待到访者……见到孙国平时，他正在指导民工简单清理出土遗存。

孙国平展示出土的木器

井头山遗址有一个“别称”：史前海鲜市场。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蚶、牡蛎、海螺、蛤、蛏等贝壳。此外，还有成堆鱼骨、散落的海鱼脊椎骨、木器等。

孙国平说，第一期发掘已经结束，但更繁复的整理工作还在后头。现场可以看到，不同种类、大小的空贝壳，被整齐地码在筐中，这些都经过了简单的淘洗。

淘洗用的筛子

淘洗装备是自制的，那是一个个悬挂下来，浸在水里的正方形的大筛子。筛子分两层。

“筛下来的都不会丢掉，主要是为了分类研究。”孙国平指了指墙边层叠堆放的塑料筐说，除了贝壳、骨头等看得见的遗存，原本包裹在土层中的植物种子、碎骨渣等微小遗物会落在下层小孔的筛网上。“通过种子，我们能了解8000年前先民们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驯化这些种子所属的植物的。”

现场整理好的贝壳

淘洗过的遗存，都会被收藏在工地的两个简易仓库中。一个存放贝壳，一个则是存放木器、陶器、骨器等。

只要在工地，孙国平就会拿着小水壶，给浸泡在水中的有机质文物加水。比如那一只保存完好的木碗，以及盖上塑料薄膜，连同土层“打包”的麻栗果。他笑称，自己像个花匠。

连带“土层”打包的麻栗果

他说，给文物浇水，是为了保持它们出土时的形态。“比如木器，若不放在水中，或者不小心让它们长时间裸露在空气中，木头就会很快开裂、变形后坏掉。”

这些木头，都是孙国平呵护的“宝贝”。他说，在普通人眼中，它们“一文不值”，但在考古专家眼中，这是解码8000年前先民生活状态的钥匙。

事实上，在井头山遗址考古工地，还有第三个“仓库”。这个“仓库”有些随意，是搭在考古队员房间门前的一块块木板。木板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破碎陶片。

假期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研究员黄渭金的工作，就是根据出土的地层，给陶片编号。这也属于出土文物的归类整理。记者见到黄渭金时，他面前已经摆满了一筐筐编好号的陶片。

这个工作很枯燥，有时候坐着就是一整天，也没人能聊天，但黄渭金仍埋头整理着。

他说，井头山遗址出土陶片太多，若不做地层分类，会对后期研究造成影响。

“考古的前期发掘很苦，后期的文物整理也要耐得住寂寞。”有时实在坐不住了，他会和孙国平一起，为木板上的破陶片，找找“失散的兄弟姐妹”，看能不能拼成一件完整的陶器。

寻找的过程，仿佛是一场“连连看”。陶片的颜色、质地、内胎层的质感等，都是分辨的指标。

“五一”假期和两位考古前辈作伴的，还有“90后”吴恩东。

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海洋考古专业学生，主要负责井头山遗址出土贝类、鱼类研究。“鱼骨鉴定是最难的，你不知道手中的这一块，是出自鱼的哪一部分。尤其有些关键部位，要核对各种标本，慢慢找。”

在吴恩东的房间里，堆着一筐筐的贝壳和鱼骨。他说，考古工作者和上班族不同，整理期间没有具体的上下班时间，平时工作都靠自觉。有时因为一项研究，工作到半夜是常事。

出土的木碗，平时放在水中。

用孙国平的话说，就是“恨不得把一个人当三个人来用”。他说，考古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事业，但现在从业者太少，自己能干的就多干点。”

现在，他正筹备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工作。“整个遗址有2万多平方米，一期发掘范围才700多平方米。”

孙国平所指二期要发掘的地方，如今仍被草丛覆盖。他希望，二期工作能尽快开展，自己能找到8000多年前的村庄是怎么布局的，先民居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前，把这个中国最早的海岸村落——井头山遗址揭示得更加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