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崇正拍卖讲堂：老照片里的“新建设”
广东崇正2019年秋拍首次释出的楚图南、陶大镛文献材料中，有陶氏主编《新建设》时期与国内重要专家学者的往来信札二百馀通，楚氏50-80年代的出访和活动杂记近50册。通过楚图南、陶大镛的这批文献材料，我们可以看到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文化学术、外事交流领域的一系列创建活动，可以感受到那一代人建设新中国的激情，领略到那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蓬勃朝气。
楚图南从1954年起“从事对外文化友好交流方面的工作，曾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见《楚图南自传》），这批文献材料包括他50-80年代的出访及活动杂记近50册，展现了新中国在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上的种种努力。
这次“崇正讲堂”有幸请到楚图南的哲嗣楚泽涵先生，就这批文献材料，为我们讲述背后的故事。本文根据讲座材料整理，以图片为主线，内容有删减。
楚泽涵
193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系楚图南次子。
1957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学专业，1962年毕业留校，历任教授（1992）、博士生导师（199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馆长（1995—2000），美国Stanford大学访问学者（1988）。
现为全国科协聘任的第一届（2014—2017）、第二届（2018—2020）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我认为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应该从尊重事实开始，尊重事实应该从说真话开始。整理古人的遗物发现历史的细节，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功莫大焉的事。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父亲的照片和日记的故事，我父亲出生在1899年，1994年去世。他这一生所经历的近百年，是我们国家最剧变的年代。他是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经历者，因此他的日记和保留下来的照片有一些价值，今天我就讲讲有关日记和照片的故事。
1935年的楚图南
1973年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
1973年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
1973年，中国和日本建交了，按照惯例建交国的元首应该互访。当时的毛主席身体情况不怎么好，出不了国，而且从来没有过出访的历史，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内的事情已经相当困惑了，也出不去。如果派一个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该以谁为团长呢？以廖承志为团长，以楚图南为第一副团长，团员里面有于会泳、浩亮、荣毅仁、陈祖德、董其武、李素文。对于这场活动，周恩来提出叫做“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周恩来用这种方法解放了一批被打倒或者半被打倒的人，像董其武，像我的父亲，也有像谢冰心等，让这些人在政治上感觉有好日子了。所谓“不忘老朋友”，更要紧的是借这个机会解放了一大批文化人。日本也是把这个接待当做政府的第一要务，由首相亲自负责接待，因此送给了代表团成员一些照片。
1973年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
1973年5月 访问富山松村谦三故居
同组：王芸生、荣毅仁、李季、古元、邢燕子、浩亮；翻译：闵曾瑜
日记里还提到过一个特别的事情。当时有位著名的新闻家叫王芸生，原来是《大公报》的总编。后来《大公报》被批判，王芸生也被打成右派。但是王芸生做过一个很要紧的贡献，他编了一本书，讲中国和日本60年关系发展的历史，据说毛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的时候讲了两遍，说这本书他看过，因而周恩来总理安排王芸生参加对日本的外交活动。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代表团到了东京以后是要分组活动的，在这个代表团里面有运动员，有演过《海港》和《红色娘子军》的明星，因此一分组，王芸生这样的老知识分子老右派，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一个组。我父亲做为副团长表示非常欢迎王芸生进他的组，因此就一块到我父亲的组里去了。
代表团到日本的第四、五天，王芸生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当时代表团里有一个成员叫董其武，大家当时很不理解：带一个曾是新的军阀的老人董其武去日本干什么？这一天，因为廖承志团长上午的活动太累了，行程安排很满，所以下午会见华侨的活动，我父亲就以第一副团长的身份和华侨见面了。当时大家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文化革命；第二个是中国经济的建设。在开会的过程中，走过来一个人，叫梁可亮（音），说他和董其武是河北老乡，他想见见董其武，问他有没有什么事，他说商震有回国的打算，他希望通过见董其武做一些安排。我父亲知道董其武，也知道商震这个名字，但对商震的历史不熟悉，就问王芸生。王芸生告诉我父亲，说商震这个人不简单，他早期是随军带兵的将领，打过抗战，而且在抗战期间是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蒋介石在开罗参加几个国家元首的会议时，在场的唯一一个军事代表就是商震。也就是说，此人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有一定的才能，否则达不到和蒋介石一起开会的地步。王芸生把事情讲的非常清楚，我父亲就知道商震的重要程度。日记里面说到，他马上和联络处联系，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大使还没有互派，是联络处在工作，后来安排商震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访问北京。当时中国能够出来活动的两位元帅，朱德和叶剑英都会见过商震。1978年商震在日本去世，骨灰运回中国，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的深谋远虑，而且对人员的安排总能选其能者，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不是一般人能起得到的。
代表团抵达日本走下飞机
特别要说的是1973年的4月到5月，日本对中国代表团的来访是做了相当充分的报道的，这个是廖承志下飞机的情景，当时到机场迎接这个由五十几个人组成的代表团的日本人一共是三千多人，他们认为日本这么大的迎接规模，前所未有。另外，日本的新闻媒体对这次事件做了很多报道，而国内没有。
大家排着队看樱花，这是日本的照片，国内可没有。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在所有照片里，有那么几张洗出来的质量明显不如新闻照片的，那是代表团的荣毅仁照的。1973年还没有手机拍照，都是老式的相机，当时中国用的是莱卡或者苏联的相机，出来的照片质量不好，而且照出来的黑白胶卷要冲洗，整个过程很复杂，有一台相机很不容易。在整个代表团里，大概就荣毅仁和几个记者有相机。荣毅仁到日本的消息被他在巴西的妹妹知道了，他妹妹买了机票赶到东京和他见面，一见面看到她哥哥的相机这么老，二话不说就把她自己最好的一个相机换给他。第二天大家看荣老板背着相机来了，很高兴：“荣老板来一张。”荣老板就说：“为人民服务！”就给大家拍了照，并亲自给大家洗好，送到家里去。当时代表团有规定，所有的礼品必须交公，当时规定任何私人不能收受礼品。那时候日本大概送了很多彩电、录像机等。荣毅仁一再表示这个相机是他妹妹的给他用的，说这个相机有两个处理方法：一是用完之后交公；第二个是还给他妹妹。我父亲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是你妹妹送的相机，不该交公。另外相机属于个人财产，你妹妹来看你不容易，人家送你礼物你一定要重视。”后来荣毅仁还不相信，张香山、孙培华还有我父亲三个人又给他讲了一次，孙培华讲的很直截了当：“如果你把你的相机退还给你妹妹，我们中国代表团的脸就丢光了。”这句话说的分量很重，因此荣毅仁就留下了几张看来不是很专业的照片，但来得非常不容易。荣毅仁照相以后，亲自派人到香港洗印，洗完了装在信封里一家一家送，所以这些照片就把我们当时中国的政策和演变体现得非常清楚。
荣毅仁摄
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访问中国
比利时的王太后伊丽莎白乘坐飞机抵达中国
还有一组是1961年的9月份到10月份，比利时的王太后伊丽莎白访问中国的照片。这位王太后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已经85岁高龄了，她是巴伐利亚公主，大家看过一个电影《茜茜公主》，茜茜公主就是这位伊丽莎白王太后的姑妈。这个人历来对中国非常友好，在比利时以伊丽莎白的名义举行过的国际音乐会，中国音乐家李文强、顾圣婴都得过奖。她和爱因斯坦也是好朋友。伊丽莎白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坚持反对希特勒，因此一直是被软禁的。由于她在比利时乃至欧洲都有很高的威信，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开始恢复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指示我父亲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请比利时王太后来北京访问。当时有一个问题，从莫斯科到北京没有直通班机，中间要中转好几次，一位85岁的老太太受不了。最后通过政府的安排，安排了一架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专机，从莫斯科直飞北京。到达北京之后，中方问她有什么想法，她说她不参加任何活动，就想找几位老太太聊天，这几位老太太是谁呢？第一个是宋庆龄，然后是何香凝。
宋庆龄不曾在公众场面留下抽烟的照片，这里宋庆龄打开一个烟盒，是555的烟。
王太后到何香凝这儿，何香凝送她一幅画，她手头还捏了半节烟。
这些照片不是中国新闻记者拍的，是王室的摄影师照的，而且底片被王室摄影师带回去了，一直到1978年我父亲到比利时访问的时候，伊丽莎白的孙子说：“我祖母到你们中国，对你们中国留有很好的印象，因此我在照片上面已经认识过你了。”王室的卫队队长当天晚上把照片胶卷亲自交给我父亲，这些故事都是新闻报告里见不到的。
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
代表团访问印度
代表团访问印度
中国和印度一直有一个关系的僵局。1983年，印度有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当时印度的总理是英迪拉·甘地，她在195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我父亲作为中国中央联络方面的接待人员和她打过交道，曾临时组织了一个“印中协会”。这次她让自己的舅舅潘特，带着我父亲一块光着脚去看甘地的火葬场，然后两个人举行会谈。这中间带来了一个甘地的口信，她希望任期内解决中国和印度的紧张关系问题。
说明：本篇根据楚泽涵讲座现场录音和PPT整理，未经原讲者审阅，文字有删减，完整内容请扫下方二维码进入“直播回放”页面观看视频，请将进度条拉至 2: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