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亥:从画家到香港私房菜之父

王亥，195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后居香港，为职业画家。参加过第五届全国美展(1979年)、当代香港艺术双年展(1989年、1992年)等各类展览。曾获得“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美国新闻处赴美考察创作计划”奖学金等。后担任香港官方电台、凤凰卫视的访谈嘉宾，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他的诸多观点。

香港唯一一个职业画家，开川菜馆的“香港私房菜之父”，“全世界最有文化的堂倌”……从成都走出去的王亥的生活很热闹，他在不同地方多个领域迂回穿插，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体察到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乐趣。

采访手记

王亥梳着一种内地罕见的发式：汤碗发型。这种发式我们曾在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里见过;再近一点，就只有成龙大哥敢于这样造型了。王亥还加了一副绿边框的眼镜。显然，王亥属于乐天派。他语速极快，表情丰富，肢体语言又多，再加上不时爆发的大笑和英语单词，就像为隆冬时节的成都送来了南国明珠香港的一抹春阳，不受感染都不行。

“我骨子里就是地道的成都人。这没有什么‘洋装虽然穿在身’的感叹。”王亥固然随和，但在一些观念上却有着古怪的犟脾气。自1987年赴港定居，他至今不会说广东话，他大声用“椒盐川普”反问别人：“你为什么不可以说国语?为什么非要叽叽喳喳?”从心理学角度讲，来自经济弱势地区的人，一旦进入国际大都市，首先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的口音。因为“经济地缘”关系造成的身份歧视，在口音上体现得最充分。如果不能把大都市的口音学到家，你就会依附于另一个跟自己口音接近的大城市，用来抵御身份歧视。王亥以一种文化优越感消解了初来乍到的习惯性不安。

毕竟他是画家，是来自于大名鼎鼎的“川美系”的画家，而且还是香港唯一一个职业画家。这不是说香港没有画家，而是1980年代以来的香港没有一人敢于不要饭碗，把绘画作为唯一职业。就是说，他们都是业余的，只有王亥敢以画笔安身立命。

香港接纳了他的画，据说很多阔人请他画肖像。对价钱，他毫不客气，反正你们出得起。哪知他后来在商业上来了个急转身，竟然开起了一家川菜馆子，赢得了“香港私房菜之父”的名头。事业峰回路转，未尝不是另外一种活法，他颇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历险。他自谓：“我有半年是生活在山顶(香港有钱人几乎都住在山上别墅)。所以我的生活很热闹。”酒吧、聊天、朋友、读书、深思，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国际化的独特魅力。

在香港，王亥夫妇没有一起长大的朋友。他说：“在生命最根本的意义上我们是异乡人……我三十多岁进入香港，没有和这个社会同时成长，这个缺失是没法弥补的。”所以，最近几年，他们一年中长假都消磨在成都，与雕塑家朱成等老朋友叙旧。“讲一个词包含的东西，大家都能理解，这毕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乡土情结。每次飞机降落在成都机场，我们夫妇俩都很激动，好像这里才是我的家。”

这样的经历，其实未尝不是好事。王亥在欧洲、香港与成都之间迂回穿插，反而为他提供了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体察、辨认不同文化的交融。

很多人只知道王亥是画家，却不知道他在哲学、文学方面下过很多苦功。他说，“克尔凯郭尔把旁观者和行动者区别开来，认为只有行动者才存在。其实，一个人只有参与到有意识的意志行动和选择中，才能真正说得上是存在。因此，当旁观者和行动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的时候，只有行动者介入到存在。可以说我还是一个效率很高的行动者。”

对话

成都，香港，川菜，朋友，聊天，深思……

有一天突然名满江湖

记者(以下简称记)：1976年“文革”结束后，美术家仍难摆脱粉饰的惯性，但 “伤痕美术”敢于暴露生活中的苦难，引起了广泛共鸣。你的油画《春》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之一，能谈谈创作背景吗?

王亥(以下简称王)：答案就在我生活的成都圈子。1970年代末期，成都民间有五六个文化圈子在松散活动，美术的、文学的、音乐的、读书的都有，那才是一部1970年代成都的文化史。我那时读书很多，托尔斯泰、卢梭、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全是50年代前的老版本，真是一派昏天黑地、飞沙走石的思想震荡。记得为了托尔斯泰《艺术论》中的观点，我还与朱成大吵了一场。那个年代哟，青年人以背诵康德、卢梭几段话为能事，比现今在纯洁的粉子面前口称是大款还要管用……

我至今认为，我的《春》与“伤痕美术”无关。我要反对的是当时作为绘画主语的“光亮鲜”。城市装束的姑娘在绵绵春雨的季节静静站在门前，屋檐下的草帽上印有“广阔天地”字样，知青身份一目了然。那本该洋溢青春气息的脸庞，却流露出隐隐的忧伤。主人公正如脚下的野花一般，在自然的石缝中无声开放。两只飞翔的燕子是春天隐喻，一盆仙人掌反映出女孩对生活的向往。《春》真切呈现了知识青年的生存处境，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青春生命的追问。这幅油画使我人气飙升，我收到了几千封来信……

记：《春》大获成功之后，你继续在画画吗?

王：NO!我狂热地写起了小说。也许一个人成功得太容易了，未必是好事。我突然想写实验小说。开始在日记里写，后来借一次与一个美女的谈话，写成一篇两万来字的小说。1980年我到北京，见到了北岛、顾城、芒克、多多等人，激动得不能自已……

记：小说创作的前景怎样?

王：显然，我从事小说写作远没有从事绘画顺利。1982年我在《读书》上读到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看完就不敢再写了。后来我在香港见到王蒙，特意提到此事，说你的文章挽救了一个画家……

记：你如何看待油画界的“四川画派”?

王：这是外人的称呼，就像四川的第三代诗人创立了大名头，还一直顶在后来者头上一样。我认为“四川画派”从出名后到1990年代初就消解了，因为后来的川派油画家积极与国际接轨，那种初期因为二元对立而获得的新鲜感、生活气息尤其是经历性的体验，好像只有罗中立还在坚持，剩下的已经逐渐蜕变为满足国际美术市场的种种要求。中国新一代油画家时髦起来了，这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改换口音”的效果。

记：你看过成都近年的油画展览吗?

王：偶尔看看。觉得他们成长很快，尤其是能够让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拥有庞大的油画市场，这至少对油画发展有好处。毕竟西方操控着艺术话语权，我想中国美术总有重新定位的一天。

“中国的解释者”

记：你到香港后画了些什么作品?

王：到港第一个月我赚了3万港币，为阿曼王宫绘制10幅作品。我当时的感叹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第二个月1万多元;第三个月也有几千元，我的运气不坏吧。我创作的第一幅油画是《阴影》，展示香港地铁里月台上的影子，应该说我对香港的都市感觉把握很准确，很精微，展示了上班族回家过程的寂寞与都市的快节奏，这涉及到时间与空间的变异。这幅画卖了3万元。

第二幅作品《香港图像》被香港艺术馆收藏，后被港督挂在办公室，那里上镜率高。这画卖了6万元，我因此成为香港第一个独立的职业画家，我在南丫岛有静谧的画室。

记：你近年的绘画作品不多，是什么原因?

王：到港二十多年，我一共画了三十几幅作品。要承认，我是很个人化的人，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往往具有偶然性。逐渐地我不大想再画下去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沉迷在香港的小书店，翻检有关边疆地理的书。1988年开始，有关香港回归的话题成为关注焦点，我就开始研究相关资料。

记：又转向了?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你的观点也是在这个时期吗?

王：鉴于香港人对内地的陌生，他们很希望有一个内地人对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发表意见，我在香港有点名气嘛，就被选中了。从1996年开始，我应香港官方电台之邀，进行了长达三年的“非常话题”清谈节目。每星期一半个小时，谈论各类时政尤其是回归话题，其实就是评议时事，寻找香港人的身份以及内地人的身份。我主要做的，就是尽力消除港人对内地的误解。毕竟在一个多元时代，港人与内地人要携手进入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节目播出后大受欢迎。平时我有时间就跑书店、图书馆查阅资料，用“椒盐川普”侃侃而谈。

1997年，我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访问，内容涉及香港回归问题，我作为文化界代表，支持香港回归祖国。我是中国的解释者。我因此成为在香港接受《时代》周刊采访的唯一一个内地人。

2001年，我接受凤凰卫视之邀，做了一年《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作为活跃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我自信我的口才和话语内涵，可以让听者摆脱惯性思维束缚，站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俯瞰人生。这样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川菜馆的“超级堂倌”

记：毫无疑问，川菜开始在港岛流行，你们夫妇是始作俑者。

王：我夫人王小琼出身成都大家庭，受此熏陶，做得一手好川菜。我的朋友多，我家经常开Party，金庸、蔡澜、倪匡等文化名人都曾到家中作客，夫人的拿手节目就是炒菜，得到朋友的交口称赞。1988年恰好一朋友的酒吧经营困难，就邀请我们进入，每个周末搞一个川菜专场，聘请夫人为他们炒川菜，酒吧竟然起死回生，她因此成为香港的厨师明星。

记：红到什么程度?

王：最好的文化酒店邀请我们进入，我们每周三一天只做二十个人的菜，500元一位。1998年底我们干脆开起了“四川大平伙”。名字含义有二：一是取大家凑份子吃大锅饭之意，二是展示四川话的魅力。由于来的人太多，必须提前半月预定。

记：你的秘诀是什么?

王：夫人本是演员出身，漂亮，歌唱得好，菜好，更关键的是，我这个跑堂的，别人说是“全世界最有文化的堂倌”，超级waiter，不红才怪!

餐馆只有6张桌子，墙上挂着3幅我的油画，展示香港意象。对面挂的是抽象水墨，写实和抽象，面面相对。餐厅的椅子、摆设都出自于国外设计师之手，购自意大利米兰的坐椅、德国的器皿，还有日本江户时代的柜子、明朝的烛台、南北朝的石碑……馆子用的干货全部是四川产的上等货。

我上菜的方式也和一般的不同，四道头盘后，七道主菜，按秩序一道一道上，和西餐类似，最后有甜点。客人中也有很多外国人，喝葡萄酒，品尝川菜。“最后一道菜”是绝技，夫人脱下工作服，换衣化妆，唱一曲四川凉山民歌，宛如把苍莽莽的大凉山搬过来……很多老外听着听着感动得哭了，连声说：Amazing，amazing，太让人惊喜了。

记：香港有餐馆一万多家，你们的成功是否是意外?

王：香港所有媒体和国外不少媒体都来采访过我，打出川菜招牌的仿效者一度达到二百多家。“私房菜”是别人送的封号，其实我更喜欢叫“作者餐馆”：这是我们的作品，也体现出我们的“手工”价值。夫人做菜具有特殊的细腻，加上我这个超级堂倌，这是无法复制的。后来我发现，私房菜市场只有数万名常客，开得愈多，就意味着愈难有钱赚;加上很多私房菜又没有水准，以及私房菜已发展多年，客人亦逐渐对私房菜失去新鲜感，所以未来都不可能再有高峰期了。

设计，晚年的事业

记：你是否又觉得有点厌倦?

王：我是猴子掰包谷!我看书杂，爱好广泛，近年热衷于庭院以及室内设计。我曾与刘家琨、何多苓一起在郫县买过一块地，我想自己弄一个建筑作品。去年开始我和设计师朱明参与了成都两个大型建筑项目中接待中心、体验中心的装饰与设计，用的还是我开“四川大平伙”的挑剔眼光，引用了国外最新理念，设施的品质必须到达世界顶级标准。设计，将是我晚年的事业。

记：你周游列国，以你的眼光，作为一个理想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应该如何发展?

王：只要你从荷兰、比利时到德国一线走一走，就明白什么是田园城市。田园、水流、森林与城市的水乳交融之美让人感动，而不是在一个造型单一的城市大饼之外，全是农村。这还是农村包围城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