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我不是政府合作艺术家 我是一个个体

近段时间和蔡国强(以下简称蔡)频繁接触， 因为我要帮他策展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农民达芬奇》展览，他平时说话轻声轻气， 来上海多次但每次都待不长， 很注意倾听各方面的建议， 很少说闲话，可是在决策时，他有一种自信而淡定的神气，让人信赖他的判断。他有将近10人的工作组，其中有专门的档案管理员、媒体和公共关系专员、展览项目负责人、技术专家，还有好多处理不同事务的助手—马英九的两个女儿也先后成为他助理。

对文艺复兴的再诠释

蔡的人格魅力是惊人的，不管在政治、金融、商业、文艺、时尚界包括两岸各交流层面，还是在农村和各方面关系打交道，基本上和他接触过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他也在各个领域里游刃有余。他聪明绝顶，绝对是个天才。说他是中国当代“文艺复兴”的标杆人物，如果说从他的影响力看，那是没问题的，但我认为，他是个不断追求超越自己的艺术家，这个定性的名词，其实和他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相违背。

蔡选用了“达·芬奇”作为展览名称，也可以说是对文艺复兴的一种再诠释。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起点，现代主义的发展逐渐朝世界扩张，并在欧美成熟，到最后全球化蔓延，全世界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同质化，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进入了全球化的体制里边。这对于天性不安分的蔡来说，是一个令他感触的现实和趋势。他的艺术创作，从材料到方法，到背后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正是对这一当代全球趋势的质疑和反抗。

但文艺复兴却也具有推动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关注，推崇个人的梦想、追求及精神风采，这是西方社会朝人性的回归，并且带有科学和理性特点，于是蔡把展览挂上了达·芬奇“的名义。蔡非常重视个体的力量，他属于集体，却不看好集体，他对我说，“只有精彩的个人，才有精彩的民族”，为什么要把《农民达芬奇》展览搬到世博会正在举行中的上海?首先艺术的意义在于其所处的背景，世博是集体力量的写照，所有的国家馆都是集体意志的胜利，可是自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推动力，或者说最有资格来代表中国的人—中国农民，却完全受到漠视。蔡认为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向世人进行一个提示，让人们重新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价值，这里边充满着个人有关于自由、梦想和浪漫主义的价值表达。

蔡对体制有着与生俱来的反叛，他喜欢挑战一切禁锢个人主义思想并把所有人同质化的体制。“我最不喜欢上班了”，他喜欢乱搞，甚至胡作非为，“小时候我学过小提琴、画画、书法、武术、太极”，有人说他还学过巫术、占星术、中医、八卦，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他一个不落都接触过，而西方文化由于家乡临海又有各种海外关系，使得他从小视野就不受拘束，“我家乡很多人说我小时候是一个充满异端力量的人，但我觉得只是因为兴趣太过广泛，可能我气质和个性里就一直充斥着不安分吧。”蔡平日闲聊时话题是断不了的，跟他聊天你会觉得非常有趣，既有有根据的知识，也有来路可疑头头是道的说法(例如风水等)，这样的综合性也反映在作品中。

另类的集体主义

蔡的作品在今天受到人们井喷式的关注，整个五月六月，他突然集中出现在各种时尚及艺术类杂志封面，报纸电视也是轮番转述他的采访。这让中国艺术市场的不可确定性又增加了神秘因素，对他和作品的诸多质疑也开始频频出现。这也许是他非常享受的时刻，“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来反思社会现状的，我希望更多人有更自由的想法，这才与我展览的初衷吻合。”这也是蔡一贯的初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尽管他并没有参与到发生在北京的一些艺术界运动，但他对当时中国艺术界的陈腐的不满由来已久。于是他开始用火药来进行他所谓的艺术创作，显然，在当时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被接受甚至婉转的认可，尽管蔡对此的解释是“我想引入偶然性，我一直很欣赏大自然和时间留下的痕迹”，并运用从小在福建家乡玩的火药。

他的这种行为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热烈欢迎，后来又在美国得到更好的发展土壤。蔡认为这和天时地利有很大关联，“放在10年前，我当时也在上海美术馆做展览，也不会有这样的轰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陷入人群同质化，这时候，蔡的出现让这些麻木社会的人们享受到一些个人主义色彩的奇闻，就像在炎炎夏日，一瓶冰镇香槟在一阵清脆的声响里带出气泡和激情，蔡抓住了这一规律，并真实地运用到现实层面。

他曾在纽约做过一个持续两个月的行为作品，每天中午跑去曼哈顿世贸旧址对岸，释放一片黑云，为民众高度紧张的神经质生活中带进一些嬉皮色彩，“现代艺术体制的运行，造成了这种什么都是艺术的现象。如果没有那里‘9·11’的背景，我这种行为便毫无意义。”

于是，当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蔡被认可了。这种认可不仅是业界，更来自官方和体制，蔡反对体制化，却不因此排斥体制所给他创造的条件去进行自我超越。“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有了诸如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之类的头衔，我才有资格去调动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我才有可能在北京城大放烟花异彩。”这种资源，对于像他这样追求不断超越极限的艺术家来说，显然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这与他的反集体主义相违背吗?答案是否定的，蔡认为他不是反集体主义，而是采取另类的集体主义，其个人主义之外的任何想法和行为，都不是非黑既白的。他要把自身对社会的敏感点放大，让更多人来欣赏观摩。那究竟有多少人来认可和理解?蔡没有这个目的，“如果每个人都照着我的想法去思考，那么我的作为就没意义了。任何界定我性质的界定，都与我的性质相违背。”

有人认为他这种气质过于粗俗，而他自己认为却是一种动物属性，“是野性，是兽性。”

(口述者系原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策划部主任，艺术评论人，现为上海外滩美术馆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