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考古成果里的艺术价值令人惊叹！
被誉为中国考古界“奥斯卡”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揭晓，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等十个项目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0年，在全中国范围内评选本年度的重大考古发现，其评选标准要求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报批手续，并保证发掘质量，发掘内容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展现了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风采。其中一些项目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工艺技术水平及其所传递出的审美取向，颇引人注目。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2020年9月至2022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两个年度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1圈夯土城墙与壕沟、31座墓葬、 7座房址及大量与房址相关的柱坑或柱洞。
在发掘区的南区共发现16座竖穴土坑墓，其中随葬了成套的陶器和玉器，男性均随葬玉钺或石钺，女性随葬玉器以饰品为主，其中绿松石最多。北区二次葬大墓除出土大量陶器和较多玉器外，另有鹿角锄、鹿角叉形杖、鳄鱼骨板、骨杖形器、陶鼓、龟甲器等礼制随葬品。
岗上遗址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批显示了社会剧烈分化、财富集中于大墓、突出器物箱的棺椁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为实证海岱地区以至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次，两处墓地规模都不大，不同类墓葬分群现象格外清晰，这是墓地空间布局经过规划的结果，对研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性质、家族人群结构及社会组织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大量明器化陶器批量化生产及高等级玉、石、骨、角器的出现，显示了岗上大汶口时期聚落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加上以岗上城址为中心的区域聚落群的调查，有助于在社会生产和区域聚落形态上理解岗上的中心属性。
岗上遗址的发掘，对于个体聚落形态研究和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结合，进而考察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变迁意义重大，为海岱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石。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根据考古资料，江村大墓所在的汉文帝霸陵陵区范围近30平方千米。项目自2006年开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考古发掘自2017年持续至今，发掘面积总计6050平方米。
江村大墓外藏坑内遗存主要有：着衣陶俑（个别带有刑具） 、陶器、铁器、铜器，以及漆木器（包括木车马）遗迹等。值得一提的是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在对毗邻的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南陵亦为“亞”字形墓葬，其墓室向东偏离封土，周围有20座外藏坑和2处建筑遗址，外围也以“石围界”形成陵园。南陵发掘了封土西侧的3座外藏坑，其形制结构与江村大墓外藏坑基本相同，出土了塑衣彩绘陶俑、原大木车遗迹，以及大量带有草原文化风格的金、银饰品等珍贵文物。
江村大墓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南陵外藏坑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三星堆“骨骼清奇”的文物一直备受瞩目。目前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内发现8座长方形“祭祀坑”（含1986年发掘的K1和K2）、2座矩形沟槽、1座大型建筑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其中铜器1000余件、金器520余件、玉器53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铜龙、玉璋、玉戈、玉凿、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领瓮、陶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雕、海贝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前所未见。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同时，它进一步实证和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进一步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郑家湖墓地收获了一批中华文明瑰宝，包括珍贵的文字材料、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和精美的秦文化漆器。其中，此次出土的战国晚期木觚，记载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其形制罕见，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重大。出土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是中国艺术史与思想史上的重要发现。出土的秦文化漆器保存完好，工艺精湛，纹样独特，年代集中在秦代前后，为研究秦代漆器的生产流通、工艺美术提供了关键材料。
这些材料从实物、图像、文字多个层面展示了秦人的丧葬习俗、思想观念、生活状况、社会结构的历史细节以及秦楚融合的文化变迁过程。
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大坟头等墓地是一个有机整体，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汉初，这些墓主多是楚秦汉嬗递——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重要节点的亲历者、见证者，多学科研究也揭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初形成的关键时期的人群迁徙与交融互动。郑家湖墓地的考古发掘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