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熙坤：塑造苏州评弹的品牌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塑造苏州评弹的品牌效应

苏州评弹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的晚明，评弹艺术从诞生之初便吮吸着苏州文化的乳汁。承受着晚明以来新兴思潮的濡染，展现出富有近代色彩的文化特征；商业刺激是推动评弹艺术不断发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动力，商业竞争也给评弹发展带来了诸多弊病；雅致与细腻的苏州文化决定了评弹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情趣，充满地域特色的评弹艺术成为苏州乃至江南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

苏州评弹是叙事的艺术，也是演员的艺术，因此可以在两个方面打造品牌――演员和曲目。尽管评弹从古至今都是市场化的，但是一个或两个搭档的演出形式在当今的形势下显得脆弱得不堪一击。演出市场化操作比较单一，尽管近年来举办一些大型赛事演出，但多属于公益性的，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化。苏州评弹是一个大品牌，在这个大品牌之下，还应着力打造新的演员品牌和曲目品牌，以品牌来号召市场、吸引市场、培育市场，以评弹艺术折射出的文化意蕴美化人们的生活，统领生活。它其中的优美闲雅意蕴正符合当代“白领阶层”和有固定退休收入阶层的生活品位，评弹即可以此为市场，深入发掘、其文化和商业价值。除了传统的演出形式外，在图书出版、音像资料、影视制作、电台节目录制、卡拉OK曲目等甚至服装、玩具、饰品等后续产品上，建构评弹的品牌体系，最大限度挖掘品牌的各种效益。一个文化产品价值很大程度决定于它的文化内涵。苏州评弹是吴语地区几百年来独有的文化、历史、风俗所凝结的艺术精粹。它的独特性形成文化的差异性，因而形成文化竞争优势。这种差异性特色化的市场定位和品牌效应，足以支撑苏州评弹的产业化，其张力巨大的文化内涵必将推动和促进评弹事业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生存下去，发展下去。

王周士的“御前弹唱”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起源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间。当时，以吴歌为基调的南曲开始流行，并在苏州逐渐成形，并演化为评弹。待发展到清朝的乾隆时期，已经出现了不少民间艺人。其中，大名鼎鼎的“姑苏书王”王周士便是其中翘楚。据说，当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书场听罢王周士的说唱后痴迷不已，不仅让他进宫弹唱，还赏赐了“七品顶戴”。因此，王周士的“御前弹唱”正标志了评弹在当时的艺术形式上已然发展成熟。

乾隆四十一年，全国曲艺界第一家行业协会“光裕公所”正式成立，并开办了学校，免费招收艺人子弟。而今的苏州，“光前裕后”的门楼仍在，评弹的曲调仍是苏州人不可或缺的生活乐趣。在这种环境中，你能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艺术的美，还能体会到苏州人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在平淡的生活中聆听小桥流水的声音，在评话弹词中体味人生的啼笑因缘。

名噪一时的“三大双档”

评弹艺术之所以流芳至今，离不开那些传唱百年的经典书目，在其鼎盛发展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丰富的书目。一些传统的评话、弹词书目如长篇弹词《珍珠塔》、《三笑》等，无不是经过几代艺人的演出实践和加工琢磨，而沉淀得越加具有韵味。

如夏荷生的“夏调”，名噪一时。还有官正飘逸，韵味醇厚的“周调”；甜亮软糯，风格轻松有趣的“徐调”；还有自成一派的名家们，如弹唱《落金扇》的蒋如庭、朱介生；弹唱弹词《啼笑因缘》的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珍珠塔》的沈俭安、薛筱卿，被并称为响当当的“三大双档”，那段时期的“响档们”不但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评弹迷，还有着颇高的社会地位，不少达官显贵人家还会重金邀请评弹艺人到家中进行现场演出。

随着早期的名家前辈的相继谢世，经历过那个“传帮接代、口传声教”的评弹传承年代的艺人已屈指可数―陈希安便是其中之一。中国最美的声音，承载着的是最真实的生活和悲欢离合。曼妙轻柔的弹词曲调，叮咚的琵琶声，评弹艺术有一种“慢之美”，苏城的安逸和悠闲，孕育了苏州评弹，而现时的人心，正需要一份像这流水般的美丽与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