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窑风雅：来自书斋的物语

书斋是个很个性化的空间，有读书人就有书斋。书斋看似渺小，但在读书人的眼里却是体面的精神祭台，因此，古代的读书人，对于常年日居的书斋，也显现出格外的看重。而书斋除了书外，也少不了文房用品，它体现的是个人的喜好，如同你看到的藏书架上的书目就可大致了然斋主的求学及喜好倾向一样。文房里一张悬挂的画、一盆散发幽香的墨兰、一把纸镇、一幅座右铭等都无不打上主人深深的烙印。而用瓷器烧造的文房用品，更因其易碎珍贵而难能存世，而被藏家们厚爱。瓯窑作为一个地方名窑，却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有爱好烧制文房用品的习惯，今天这些文房用品虽早已退出历史，但其中的吉光片羽，依然勾动读书人的心弦，令后人对窑工们的片片斯文用心而感动莫名。

万事皆道：笔洗里的人生境界

南宋青黄釉褐彩万事皆道草书文字洗2008年5月30日温州市区百里坊口建筑工地出土

一不小心，一只比较完好的的笔洗从温州信河街百里坊的一个工地出土了。民工们用一种不屑的眼神，好奇地看着碗底的四个字——万事皆道，然后把这破瓷碗置于一旁。在烈日与风雨中，它很淡定，淡黄色的釉里，发出一种宁静的光泽。2008年5月的某一天，有人把这件笔洗送交温州博物馆，收藏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众多的瓯窑藏品中又多了一件不同凡响的珍品。笔洗虽残破了，但四个褐色釉彩的文字，凝固在瓷胎上，在釉层的保护下，在温州一度繁华异常的信河街地下一躺就是千把个春秋，给后人提供了窥测的想象空间。

在瓯窑的瓷器上，留下一些文字铭文并不奇怪，如果与同时期北方磁州窑的作品相比，瓯窑的窑工们那是算得上惜墨如金了。正因为不喜欢写字，面前突然出现几个清晰如新的文字来，那是何等的不易，而且瓷器是易碎品，完整的字句留下来那是不寻常的。而恰恰这个笔洗把最关键的文字与瓷器的基本形态都保存下来。这个笔洗的制作方法没有什么大难度，但是富有哲理意味的“万事皆道”却是非常的特别。一个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窑工能把日常的文房用具，不用其他的花鸟走兽来装点，仅仅用四个很玄妙的文字来做为装饰，不着一枝一叶，尽得风流中，这是何等的有趣啊!这四个字中“道”的含义最为丰富，老子说的“道”与孔子说的“道”不同，佛教与道教中的“道”也不同，“道”在中国人的眼里内涵丰富得很，与“无为而无所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是道呢?道，非常道。但对人生来说，事事如棋局局新，人生无小事，练达阅历，都是道。这个笔洗的四个字在不同人的眼里读法不同，有N种解释，太深奥无穷。相比之下，擅长在瓷器上写励志人生警句的磁州窑的铭文则要浅显易懂得多，比如什么“贫居闹市无相识，富住深山有远亲”、“家和生贵子，门善出高人”、“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可见瓯窑的窑工要学究味得多。目前，瓯窑发现这样的文字虽然很少，也可以肯定当时的窑工们称得上满腹经纶的。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是某位读书人授意其写的，但我认为，从其书写的文字的功力来说，今天很多大牌的书法家们也不一定能写出如此澹淡自然的书法来，这种随意而为的文字更能看出作者心中的块垒。这书法有苏体遒劲的力量，又不失蔡襄的风骨，真是越看越喜欢。

从这个笔洗也可以读出一些历史的玄机，它销售使用的对象应当是南宋温州的读书人，或者外销周边的有文化的人。这样的人群，窑工们已揣测出其审美的喜好，有需求就有供给，说明当时的读书人喜欢这种实用的富有人生哲理观的文房实用品。回顾那时温州的现状，就是做学问考功名的人特多，是读书人的天下，是产生状元、榜眼、探花的黄金时代。孙诒让统计，两宋时期温州学者达240多人，著作600多部。南宋一百多年间，文科进士达1147人，其中状元就有五名，出现了“温多士，为东南最”的现象。朱熹感慨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陈亮亦有“人物满东瓯”的说法。当时的盛况现在想想都是很自豪抢眼的。那么，繁华的市中心信河街两旁七十二条半的巷子里，遍布着各种各样的私塾、讲堂，理当潜伏着无数为功名而寒窗苦读的士子们。陈傅良、叶适这些高级讲员们，积极地传播思想主张，认真讲授考取功名的复习法，时文的押题技巧等，把永嘉学派“事功之学”淋漓尽致地付诸行动。“义利并举”教学法导致科举上的大大成功，因此，万事互相效力，读书是道、取功名是道、做生意也是道，“万事皆道”的实用主义精神慢慢地渗透到社会底层的窑工当中去。某一天，一窑工突然心血来潮，握在手的笔蘸着褐色的石灰釉，大笔一挥，于是笔洗的底面上就凝固下这四个活灵活现的大字来了。

辟雍砚：让瓯窑斯文起来

南朝青釉辟雍砚（多足砚） 瑞安出土

在中国，几乎没有文人不爱砚台。砚与毛笔的组合，堪称是文人的另一种形式的佩剑，既有铁肩担道义的凛然风骨，又兼顾妙手著文章的风雅，如同带刀武士，它给文人们的是温柔的文胆，叱咤风云的豪气，纵横捭阖的灵感。自仓颉造字之初，天地动鬼神泣，由此，以文字为抓手的读书人，一旦与文字(文化)紧密结合，内心深处也都沾染上仓颉般的自负与得意。因此，与文人们配伍的砚台、砚滴、笔筒、笔架、笔管、笔洗、笔掭、印盒、臂搁、镇纸等装备，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中国文人们武装自我的绝妙人生道具。

不过，相比众多的文具，砚台与笔墨是最为亲近的，舞文弄墨离不开它，难怪在农耕社会里被读书人亲切地昵称为“砚田”。好像春种秋收的农夫一样，既维系着生计，也托付着莫大的人生梦想。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称“四宝研(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在苏老先生看来，别的文具得来并不难，可一方好砚跟谁与不跟谁倒是难得的缘份。如果翻开中国的文房工具的源流史，你会发现这砚还真称得上悠久。早期的砚并非文人所用，砚与“研”谐音，是一种研磨器，既可琢磨玉器，也可当为石器的抛光工具，或者研磨朱砂等。没纸张前，以刀代笔，写在竹简上，刀片刻钝了边上要一个磨砺的用具，砚如同磨刀石一样，就放置在身边随用随拿。假设蒙恬真的发明了毛笔，那么，毛笔与砚台的结合当要在汉代。从出土的秦汉竹简墨书上，可以看出毛笔与墨的使用痕迹，但那是公文，是官员们处理公务时使用的，因此，那时的砚台，还不普及。到了东汉，廉价的纸张出现并开始在民间推广使用，此时，砚台、笔、纸、墨等文房用品才真正地达到合为一统。再后来到了三国魏、西晋、东晋、南朝时期，瓷器烧造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从文化层面上讲，此时，书法艺术里的隶草行楷四体都已完备，这些都是当时文人们对书法艺术不断实践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对文具在质与量上也有了较高的需求。因此，兼顾了观赏性和实用性、以瓷土或粘土造制的陶瓷质砚台脱颖而出，被文人阶层普遍接受。一种被后世称为辟雍砚的文房用品开始流行开来。

这种砚，最流行是在隋唐，但在六朝时期其制作已基本成熟。这种砚的特点是，砚面居中，研堂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便润笔蘸墨之用，因砚面呈圆形且周边环水如辟雍而得名。“辟雍”一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辟雍砚中间不施釉，用以研墨。六朝时，因用矮几，人们席地而坐，为了提高视线与便于使用，特意在砚的下部用为数众多的珠足承托，用以加高砚身。六朝以后，即便桌椅进入日常生活，但辟雍砚高足的特征依然被继承，因此辟雍砚又俗称为多足砚。

瓯窑是浙南瓯江流域的地方名窑，东汉中晚期在楠溪流域下游一带即开始烧制。到了两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避乱南迁，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带入东瓯。特别是六朝定都南京，东晋永嘉建郡，学者型的主政者对文风良俗的倡导，使得温州的文化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从目前考古发掘与调查来看，六朝的瓯窑产品里，文房用品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远超出其后的各个朝代，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这件来自温州瑞安的南朝青釉辟雍砚，砚面没有施釉，呈现着古朴醒目的火石红，底部是一排很具装饰韵味的兽形足，兽足之间是连通的橄榄状孔径，那种迷离的光影斑点令人浮想。

这件辟雍砚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试想，崇山阻隔，东瓯故土上的窑工们并没有固步自封，依然保持着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敏感与吸纳。透过精美的辟雍砚，你可否感受到瓯窑的脉动?以及那份绵延不绝的斯文和隽雅?

文房第五宝——话说瓯窑的水盂

唐代青釉褐彩水盂 1986年7月温州市郊锦山气功疗养院出土

文房清玩里，水盂是一种常被忽视的幕后英雄。水盂做什么用呢?宋人赵希鹄在《沿天清录集》一书中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晨起则磨墨汁，汁盈砚池，以供一日之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由于文房四宝们常常与主人心手相联，奋笔疾书间，触发文思，故易得到主人的垂青。相比之下，与墨砚近在咫尺的、个小形微的水盂倒不那么显眼了。用到时，顺手添水，不用时一旁冷落，无形中在主人书房的地位就边缘化了，但是边缘化并不等于不重要。我们从水盂的另一个名称“水丞”上得到的信息，就会感到文人们要正常化的开展文化工作，这小小水盂还真是离不开。“丞”的本意是辅佐、辅助之义，皇上的贤佐叫丞相，县令的副职称县丞，都是一把手发号施令的重要助手。如果有砚没水，这墨怎么磨，砚里墨干了，也得加水濡化开来。此时，顺手用小勺从水盂里，或直接从有小流口的水丞向砚田缓缓的注水，然后慢慢地研墨发墨，一边构思锦绣文章或者龙翔凤翥的妙手墨宝，这个过程，水丞就自然而然地起到了纽带桥梁作用。主人舞文弄墨一气呵成，最忌间断，没有连续性，文思怎能贯联?水丞的后备启发工作的重要性立马凸显出来。后来有人干脆亲切叫它丞友或丞兄了。

现在考古发现的水盂最早的可到秦汉时期。但温州的没这么早，温州弥陀山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里出土有虎子、唾壶和水盂。如果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算是中国的开科取士之始，那么，水盂的出道也比科举早。秦汉时的水盂也应当是为书写用途，如秦简汉简里的墨书，即为研磨出来的墨汁所写。到魏晋时期，迎来了中国书法的高峰期，书家辈出，文房的用具开始完备起来，南方各地水盂出土的数量也比前期多起来。相比较于地居东南一隅的温州，要迟到东晋太宁元年(323年)建郡之后，随着有才学的郡守莅临，文风始为炽盛。从目前温州出土的水丞来看，六朝的瓯窑已有意识烧制水丞，代表作品为蛙形水盂和龟形水盂。此后，科举时代的到来，龟(鳌)、蛙(蟾)造型因含有“独占鳌头”和“蟾宫折桂”的美好寓意便一直沿续。水丞的外形与材质也开始更为讲究，既有瓷、紫砂、玉质水盂，也不乏铜、铁等金属水盂。明清以降，彩瓷勃兴，青花、粉彩、斗彩，水盂外形与色彩更为华滋，并被誉为文房清玩之“第五宝”了。

此件出土于温州锦山的唐代瓯窑褐彩水盂，小口，圆唇，袋腹，腹部刻印简约的直槽，特别是腹部三个面等距饰三块釉下褐彩斑，如同水墨画里的晕染，极为生动写意。釉下褐彩作为一种新工艺，距其发明不久后较短时间内，瓯窑的窑工们就已能娴熟地运用于实用的水丞上，即可看出创新的一面，也反映出其对文房用具的重视程度。这件形神兼备的水盂，称之为瓯窑中的精品当是无愧的。

三国瓯窑青釉笔筒形器

小的时候，记得放在家里阁楼角落的笔筒有好几个，我好奇问父亲这个做什么用，从小学校长沦落为泥水师傅的父亲说，放笔用的。自从打成右派后，父亲除了记出工的工分帐目外，几乎很少用笔。父亲说，爷爷传下来到他手里还有四个，质地分别是毛竹、青田石、黄铜和青花瓷。“文革”破四旧时，家里藏的马孟容、汪如渊的字画全被堆在厅堂里偷偷地烧了，倒是笔筒与破烂堆在一起，因不显眼留了下来。再后来除了青田石雕的笔筒，其他的也不知所终，几代的书香传家，唯一能见证的就是一只笔筒了。

这是一个僻静小县城的故事。不过那个年月天天上演对文化的全武道，文化变成一个见不得人的浑蛋。“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再度成为现实版。不过关于笔筒，从我父亲因长年抹石灰砌砖长满老茧的手掌托起的姿势，以及与其对视的痴迷眼神，不谙世事的我，还是能从他的脸上读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失落和困惑。几十年过去了，但这场景仍深深烙在记忆的沟回中。

一个来自笔筒的记忆定格虽是无意的，但是今天的我可以因职业的关系接触很多的文物。我习惯用手去抚挲着这些各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用具，其中也包括不少文房用品。在文化又重新恢复尊严的年代里，它们又回归到受尊严的位置。我想，如果父亲的那几只笔筒保留至今，它就是文物了。在破四旧的呐喊声中，它像破棉袄一样被抛弃，当文化回归了，文物名至所归—一种文化的载体重被世人珍爱。

瓯窑也是这样一种值得永久珍爱的文化载体，我认为它是东瓯大地上最土著最有文化的“孩子”之一。过去，它一直被忽视，原因是比它迟的越窑，特别是宋代以来龙泉窑、官窑等名窑都出在浙江，瓯窑便自甘居后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认真地审视一下，却惊讶地发现，其实瓯窑的东西真的非常有文化。在江苏镇江市博物馆里，有好几件东晋南朝瓯窑的产品，如东晋瓯窑青釉点彩四系带盖瓷罐、东晋瓯窑青釉褐彩鸟食瓷罐;南朝瓯窑青釉“政”字款四系带盖瓷罐、南朝瓯窑青釉瓷虎子、南朝瓯窑青釉鸡首瓷壶等，那造型与做工才真是叫叹为观止。此外，文房用品也是瓯窑的一绝。比如，眼前的这一对三国瓯窑青釉笔筒形器，我就很喜欢，可能受小时候那种记忆的影响。第一次从一本瓯窑的画册上看到这笔筒形器时，就仿佛有着似曾相识之感。当然，它有一千七百多岁了，只不过穿过时空隧道，我感到，其实对文化的景仰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这对笔筒口沿两圈弦纹，笔直的器身上部是两圈弦纹，然后弦纹之间填以刻划的三角纹饰，做工极为简约，就像是水墨画的画意，不着一笔，尽得风流。当你凝视着它，它那青中泛黄的釉面，如同平静的水面，倒映着你，你在看物，而镜中的人在看你。试想，席地而坐的人，边上放着这样一对笔筒，笔筒里插着紫毫笔，主人时而快疾挥毫，时而倚窗远眺，静谧间，时光流逝，彼此无语却是天然默契。最后，主人要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不忘随身带上，如同故人，相约九泉之下，直等到有一天，它再度回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