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从艺术特长生看知识的工具化

近日，因有新闻称每年北大招收30—40名艺术特长生，有三种方式享受降分录取，其中降分幅度最大的可达到150分左右。这一上北大的诀窍一经媒体披露，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一些人认为这一降分制度并不合理。这些观点，和前些日子唐骏“学历门”风波一样，都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学历社会。而导致学历社会根源，是知识的工具化。唯学历、假学历、学历注水、不满因艺术特长的降分，这些看起来是教育的危机，但本源还是知识的危机。由于知识被完全工具化了，才会有这些怪相的发生。

在我看来，因艺术特长而降分，只要是公正透明的，中间没什么猫腻，没什么可质疑的。在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制度，也既有艺术和体育特长的人，可以得到加分。认为这种制度不合理的人，无非是认为那种纯粹的知识考试，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精神水平。这无疑是对教育的最大误解。不错，知识对人类生活，确实是有工具价值的，但它的本质却是精神性的，源自人类渴望真善美的天性。而工具性不过是知识的一个附属价值，但如今却成了一种主导价值。因为对知识本质的认知错误，知识或沦为分数的奴隶，或沦为权力的奴隶，或沦为利益的工具，也就不难理解了。

于是生产与传播知识的教育体制，自然成为人们追求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君子不器”，这里“器”就是指器具、工具，要人们把人文之“学”与工具性知识分开。“学”在孔子的字典中，更多地指修习一种人文精神。孔子并不把“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的目的，他更看重的是学者如何通过学来使生命变得更为丰富。所以他说学而能不想着俸禄，是不易得的。“学”在上古时代，就有“觉”的意思，和今天“学习”的意思有很大不同。

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就对现代大学体制的工具化有过非常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高等教育体制是现代社会一切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场所，只不过它借用了文化和知识这个符号系统。现代人大多认为大学是知识的中立者，学者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但事实上，现代大学的真正功能是为了实现权力体系的合法传承。一方面它只会保存、传授、或神圣化有利维持现有权力关系的文化和知识传统;另一方面，它通过一种貌似公平的竞争方式，掩盖了对权力关系的传递。也就是说，现在的大学，传授知识只是他的一个功能，它的主要功能是再生产社会权力，并使之变得合法化与神圣化。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统治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子女，比一般民众子弟，进入名牌大学及出国升造的条件和机率都要大得多。学历至上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人贴上“优”“劣”的标签，使那些在名牌大学出身的特权子弟，在社会权力分配中能轻易获得理想的地位和职业，以方便他们继续待在社会上层。那些学历不够的人，自然沦落社会下层。与血统论对权力的必然传递不同，现代大学机制采用的是一种大机率传递，来实现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在布尔迪厄看来，大学教育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不平等权力的工具。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是为了获得培养个体自主能力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而是期望拥有一张进入社会上层的的通行证。于是严酷的考试和知识灌输机制，在忽略了年轻人人格教育的同时，将轻视个体自尊、强化社会等级的观念反而彰显了出来。那些高学历者，往往成了有专业知识无人文情怀、只关心个人利益并无公共精神的群体，他们多是权力和名利信徒，成为稳定特权阶层的主导力量。原本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与文化系统，也被异化成了维护权力垄断和社会等级的工具。这也是当下社会唐俊之流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历社会的本质就是把人教育成工具，一方面它只重视技术教育，将知识视为工具，用知识灌输取代对知识的发现与创新;另一方面，它忽视人格教育，强化的是对权威和权力的服从和接受，将绝大多数学生培养成了对权力驯服的工具。这种将人矮化成工具的奴化教育理念，不仅形成对人格的异化，让工具凌驾于精神之上，更使得崇尚个体尊严和理性质疑的现代社会精神，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这种教育现状，即便是真学历，也让人们不能不怀疑它们的含金量。可以说，人们针对大学教育种种错误的认知，不过是知识工具化的结果。

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思。所谓“为己”，不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指为了自己的人格，也就是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指向自我的。完善自我，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是知识的最终目的。“为人”的意思，则将学问的目的指向了外在或他人的认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学问。即便在传统儒家看来，使自己获得一种完善的人格，不仅是学问的首要问题，也是终极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学问的目的，都要指向这个目标。是继续强化知识的工具价值，让人奴役于物、让工具超越精神之上;还是重提知识对精神与人格的完善，其实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