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果/画道千秋文质风流

2022-04-27 22:34:45 来源:

画道千秋文质风流

---读乔国强《绘画与中华文化》

文/张果

近期书画家、学者乔国强先生大作《绘画与中华文化》一书出版面世，赠我数本。乔先生书画之外，著作颇丰：书画集、诗集、古代及近代画家赏评、艺术评论等等。乔先生书籍内容涉猎范围较广，以绘画、诗词为中心辐射到中国思想文化哲学筹范畴，甚有见地。拿到《绘画与中华文化》这本书后，古雅的装帧设计；内页清晰经典的绘画图片；全面、深刻、优美、质朴的文字深深的吸引了我，用了几天的时间通读全书，收获良多。此书由导论和20章70节组成，每章开头都有导论，收尾有小结，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不管是作为绘画理论学习或作为学术性研究都是极佳的选择。

此书从原始绘画开始一直介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内容包括绘画的各个科目，很系统全面，但又有重点。书名是《绘画与中国文化》，所以作者在撰写时，内容侧重于绘画与中华文化内在关联，并把二者的内在联系做了深刻的阐述。不同于一般的绘画介绍类的书籍，有些一般性绘画史介绍类的书籍也会简单分析一下每个时期绘画的时代背景、画家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更多偏重绘画介绍。由于本书作者精通中国文化并擅书画，所以在绘画的内核文化上阐释分析的更为全面和透彻。

书的导论说：绘画是我们的先民们从蛮荒走向文明的重要转折点；绘画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绘画在社会动荡期、稳定期、鼎盛期的主要特点以及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与文化发展和其他艺术形式有着迥然不同的关系；绘画在不同的文化形态影响下会形成不同的绘画种类；与中华文华多元一体而又以某种主要文化元素为主要内容的儒家画、禅画等不同绘画题材。借以深刻的探讨，绘画与中华文华的互相作用，探析其在整个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上诸要点，从宏观上对此书作了介绍。使我们了解了此书不是只对历史画家、画作按顺序做一个介绍。书中探讨的要点有：绘画的形成是原始蛮荒走向文明的重要转折点；绘画在整个中华文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绘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与其他文化艺术的异同；中国绘画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呈现的某种风格特点的内在原因；中国文化多元一体，而有几种文化却在历史上更受推崇，中国大多数经典绘画也与之相对应等，这些思想脉络才是这本的精髓所在。

第一章原始绘画。从岩画开始讲起：传授知识的图画；先民的图腾；宣泄娱乐情绪的图画等，一直到纹饰画、甲、骨、石、陶器上的符号。作者通过总结研究发现：原始绘画是中华文化原生态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因为那时的绘画分布广泛、题材丰富，涉及到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工艺装饰，确定了中华文华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特点。作者指出用以传递中华文化的汉字正是在绘画中发展而来。文字的形成有六种办法：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前三种，特别是第一种，正如字圣许慎所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这是文字的基本构成，后三种也是前三种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文字之一，她不同于西文，西文多是字母，更注重逻辑性。而汉字偏重形象性，这就为“诗书画印”结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选些汉字一组合，就是一幅图画，也能呈现出诗人的精神境界，根本不需要任何逻辑解释。

第二章、第三章讲三代时期和秦汉时代的绘画。作者说，这时绘画卸下了代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沉重负担，成为中华文化总系的子系统独立发展，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并焕发出勃勃生机。此时绘画在技巧和表达上向前一步，种类多样：壁画、漆器画、殷人画幔、帛画、陶瓷工艺、丝织刺绣工艺等。三代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中华早期文化大发展时期；春秋战国，中国群雄争霸，也是中国文化百家争鸣，大放异彩的时期；而自秦一直到汉晚期，中国终于在文化方面确立了儒家为正统。绘画也由多样转变为儒家文以载道的思路，并且担负起了成人伦、助教化；为帝王和贵族服务的角色。

第四章作者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由于这时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一些文化精英们不愿参与其中，特别是晋朝，朝廷虽表面尊儒，而内里并不认同，只把儒家文化当作工具而已，表里相差巨大，造成“八王之乱”的局面。那时的文人对此极为反感，普遍反“儒”（当然是假儒）。再加上就算是入世为官，由于斗争激烈，命都朝不保夕，那些高逸之士普遍行为怪异以反明教（当时明面上的假儒教），并选择隐居。他们纵情山水、对酒当歌，以作诗谈玄为寄（后来有人把魏晋的动荡归罪于那时的文人尚玄清谈，这是不准确的）。

作者写到，在这种大背景下，老庄的出世思想成为主流，他们醉心于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以清谈论虚为时尚，不谈实务。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化思想被称为“玄学”，因《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得名。王弼《老子指略》曰：“玄，谓之深也”；扬雄在《太玄.玄擒》中曰：“玄者，幽擒万类，不见形者也”。魏晋时期，玄学的含义包括立言、行事要雅远，玄远，旷达。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玄学的兴起似乎也给佛教的发展作了铺垫。

绘画在这个时期基本成熟，这时的人物画比较兴盛，曹仲达、顾恺之、陆探微等都是一代人物画大师，山水画也在这时从人物中单独分离出来。晋唐的画论普遍对这些画家评价很高，就连后来元代山水画大师黄公望也在诗句中说：“六法从来推顾陆”。这说明他们的画符合了绘画最高标准“六法”，而六法中，“气韵生动”最难，“气”正是道家经常提到的，绘画延伸为“气韵”，这些正是绘画与当时时兴的文化思想的内在关联。画家也是绘画理论家戴逵说：画家应“翼顺资合，涤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画家宗炳的《画山水画序》是历史上第一篇专论山水画的理论文章，文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这些理论思想不光指导了他们自己的绘画，对后世绘画及绘画理论影响极大。从他们绘画理论的字里行间，能清楚的感受到是受了玄学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至第九章隨唐五代十国的绘画与文化。书中写到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战乱、分裂，至隨唐时期中国得以完成统一。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空前发展的又一高峰，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诗词、书画艺术等各方面出现了高度繁荣。儒、释、道文化经过激烈动荡，完美融合，南北文化在大动荡中互相包容，共同汇成了中华文化的汪洋大海。一直到唐代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发生了“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后，唐王朝逐渐衰落。接着，中国又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乱世。

绘画方面隨朝时期成就最大的是展子虔，其善多种科目的绘画，最有名的是山水画。山水画在南北时期已有画家进行创作，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兵荒马乱，很多文人则趋佛道、尚清谈、喜隐居，于是田园诗和山水画兴起。隨代儒、释、道教合一，被称为“唐画之祖”的展子虔正是继承前代山水画家而进一步向前发展。从晋隨朝一直到后来，很多文人即是入世为官，也多崇尚隐逸的山林之气，以拥有这种气质为雅。展子虔喜画山水，那时的山水画被称为“青绿山水”，他的山水画视野开阔，富丽中含古拙，对后世影响较大，被唐宋时代的青绿画家们继承并发展。

唐朝在隨朝实现统一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世辉煌，大唐一代，国力，经济，文化等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时期，绘画虽然与文学、书法等文化现象一样，不免受到六朝逸风之影响，但也逐渐孕育了大唐神风，形成了大唐画风。人物画方面宗教画逐步更加成熟，除佛教画保持上升势头外，因唐初以道教为尊，道教画也走向兴盛。人物画除佛道绘画外，表现上层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品也较普遍。在这种思潮和社会背景下人物画家辈出：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等。

山水画方面青绿山水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继承展子虔的画法，在技法上又更进一步：对物象的刻画上更形象了一些，但并未完全写实，李思训在物象写实的分寸上与意境营造上的均衡把握是极为成功的。他们的山水画设色艳而不俗，画面给人的感觉是：繁华稳重中透出丝丝逸气。李思训在山水画的创作上首用斧劈皴，被称“北宗之祖”。

比李思训稍晚的王维，以诗画著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诗、画风格多空灵悠远，与其笃信佛教有关。唐代的四个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各具特色，王维好佛、李白趋道、杜甫近儒、白居易兼容，这在他们的诗作中表现的是相当明显的。中国传统的各类文化审美最终都要归根于哲学审美上来，而中华文化的哲学审美思想主流其实就是儒释道。

王维创水墨山水，被后人称为“文人画”之祖。其在《画山水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他认为水墨山水最能契合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这个“自然”一词似乎成了中国各个艺术门类的总则：书法家蔡邕《九势》开篇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开篇第一段说：“......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五代十国中国分裂，政局动荡，文化思想方面接隨唐余绪。南唐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国，由于朝廷的爱好，画家众多。山水画家有董源、巨然，他们继承了王维的水墨山水并大量加入披麻皴，多画南方山，烟云氤氲、秀风灵动、自然去饰，是他们绘画的特点。董巨山水画在宋朝不怎么受重视，到了元代，才被那时的画家师法学习。中原和北方的山水画家荆浩、关仝、郭忠恕以画雄浑峭拔的全景式北方山水著称，他们的绘画，被宋代画家普遍所接受、学习。

人物画多画佛教画，贯休与石恪当为翘楚。石恪的水墨写意人物画，开创了禅门大写意画的先河。花鸟画代表人物是徐熙与黄筌，一“富贵”，一“野逸”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宋代绘画。文中写道，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国力的昌盛，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达，政治的清明，哲学思想的成熟，文化艺术之花的绽放，都取得了空前成就。

宋代大一统后，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出现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同时也很注重文化建设，朝廷对文化人才极为重视和优待。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重要发展期，重要标志是其思想成果：理学。理学是宋代文人对宋以前的整个儒学系统进行整理、注疏而形成的新儒学说。儒学发展到宋，已吸收了释、道的一些内容来完善自己，当时理学的集大成者当数朱熹等。理学方面的著作较多，理学美学的关键点在于：通过培养人格美来实现社会的和谐，艺术美和山水美都是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而服务于这一最终目的，并崇尚天人合一。

宋代山水画发展鼎盛，名家辈出。水墨山水和青绿山水都得到很好发展，北派山水画家尤多。画风整体又各有差异，北派山水画家多取北方地区的大山进行创作，画面意境或雄浑或淡远，但整体来说是气象宏大、构图严谨、轶序性强、用笔劲健。这和理学思想暗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孔夫子为《易经》写的“象传”句；另外原始儒家讲礼乐，孔夫子一生都想要恢复周礼，想通过礼乐来维持轶序，宋画的轶序感来源于此；由于宋代理学思辨缜密，所以宋画相对的比较严谨，很讲画理。

书中谈到宋代人物画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世俗化倾向，画家多以热闹的场面、有趣的情节吸引观众，许多形象是凭借现实人物形象画成，这体现了宋代这一时期的文人从禅道慢慢转化为更关注人文。花鸟画则是富贵和野逸派的融合，也是文人画的觉醒。风俗人物画《清明上河图》则更把画笔聚焦于现实生活，刻画的细致入微，是了解北宋建筑、生活的重要资料。南宋山水画则是发展了北宗斧劈皴画法，用笔更为苍劲，构图多取一角半边，富有诗意。南宋人物画则继承了禅门石恪的大写意风格，其中梁楷、牧溪最突出，牧溪也用此法作花鸟、山水画，但在理学思潮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不被主流文人重视。宋代时期的花鸟画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极为兴盛，这要归功于宋徽宗赵佶，赵佶是历史上有名昏君，亲近奸臣，导致汴京陷落。但其对书画却极度喜爱，不光自己绘画，还设画院。由于他个人喜好，这一时期的宫廷画风走向了纤巧工致、典雅绮丽。

“ 文人画”这个概念大概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提出，“文人画”最鼎盛是在元代。早在宋代中后期，苏轼、文同、米芾已有这方面的观点，苏轼说：“观世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等。这是文人画思潮发声的开端，苏轼、米芾、米友仁也在绘画上进行了尝试，但在当时并末形成规模和体系，却为将要到来的元代、明代、清代文人画作好了铺垫。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诗词、书画、音乐无所不通，标领百代。他对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也深有研究：观其作文多用道家（不全是，也有儒释）；为政做官秉承儒家思想；性命修行归于佛家，其修净土宗、禅宗二宗。所以于绘画，他并不满足于理学之樊籬。

第十四章元代的绘画。书中说元代是历史上第一个不由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很多史学家对其界定莫衷一是。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王朝，创造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版国为中华民族最大；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华文化走向全世界；在元代任职的马可.波罗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影响很大，介绍了中国文化；元文化统治者并不排拆任何宗教，第一次提出宗教自由，并对道教特别优待；元代是文字狱最少的时代，也是文化最为多样的时代。

元代取消画院，画家不再为皇家服务，宗教自由，多种文化并存，使得画家们的思想和作画手法更为自由，为文人画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好的发展契机。

中国画自王维变勾斫填色为水墨，并将诗意引入画中，使水墨独立于色彩，诗境与绘画结合，开“文人画”先河。宋代苏轼“士气”说为“文人画”作了理论先导。米芾、乔仲常、文同、扬无咎、梁楷、牧溪、钱选、赵孟頫、郑思肖等，在“文人画”道路上进行各种探索，努力的为“文人画”寻找出路。到了元代中后期“文人画”终于大放异彩，成为画坛主流，并影响了以后的大多数画家。

元代初期钱选承接苏轼思路题出“士气”说，并在赵孟頫的请教下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绘画不能像南宋那些院体画家一样，为讨巧别人而画，要有清高雅逸的内在品质。赵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而提出“书画同源”，画画要加入书法笔法。赵孟頫绘画功力深厚，各种画科无所不精，并擅诗词、书法，通于佛理。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实践与探索，中晚年有一部分画作，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指引了后来的画家。

元代中晚期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成为了中国画坛上“文人画”的顶级大师。这四位画家都在技法上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赵孟頫的影响。从师法前人上来说，赵的山水画取法先辈画家有几类：隨唐青绿、董源、巨然、郭熙。元四家不作青绿山水，多为水墨或浅绛类，他们的师法对象也多是后三人，甚至把赵孟頫的用线、构图直接拿过来加以改造，成为自己的画作。赵中后期所画《水村图》、《双松平远图》、《鹊华秋色图》都是他们引用改造的底版。

黄公望早年热衷功名，后经过多重挫折，心灰意冷，专心修道、画画。吴镇为人超拔、高雅，受道禅文化影响，作画不取悦于人，多作野逸山水画，并擅墨竹。倪瓒被后人称为“倪高士”，高标绝俗，终日不作俗语。王蒙是佛教徒，时官时隐，心情复杂矛盾，画作师法也杂多，构图稠密，常用苍茫的解索皴作画。

黄公望画作气场宏大，浑厚华滋，但无世俗气，用笔活脱潇洒。吴镇喜画“渔父”题材的绘画，这种题材古来有之，比如张志和常作此类诗词，吴镇此类画似受禅宗影响，禅宗有“无住”之说，再具体一引申就是“其实我们都是过客，无家可归，心安处即是家，心不安家何尝是家”（当然“无住”并不都是这种解释）。王蒙多画隐居、读书图，以书法线皴，沉实中透出萧散之气，构图繁密而不迫塞。倪瓒画寂寥清奇，“无一点画史纵横习气”，平淡超逸、古淡天真，为逸品中之至上者。元四家绘画不同于前朝之以“理学”为哲学根基的绘画，杂揉禅道哲学之思想，创作出了“文人画”最高理想品格的“逸品”之画作。

第十五章明朝绘画。作者写到，明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出现了平民化与世俗化的趋势，集中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三个方面。绘画却是多重发展，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还有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等。

明代早期的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二人都进过宫廷，画风亦源自南宋院体，风格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而为健拔劲锐之体，而不失严谨精微。明朝中期的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他们大多继承文人画，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绘画传统，又有发展变化，他们的山水画作中似乎又加入了一些身边的场景，使画作又接地气了一些。

明代绘画花鸟写意画异军突起，代表人物是陈淳和徐渭，陈淳和徐渭并称“青藤白阳”，画格极高为后世推崇，陈淳淡雅，似有似无，文人气浓。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大写意的画法，推进了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他大胆突破客观物象的局限，赋予物象以强烈的个人情感，是“文人画”的另一个高峰，具体表现在：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借物寄情，以石榴、葡萄、松竹梅兰表现出文人的孤傲之气；把传神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是对倪瓒文人画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水墨大写意”画风。

第十六到十八章清代绘画。书上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且是由满族统治又获得较大成就的王朝，后来由于外敌入侵，终于在内忧外患中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开始了民主共和的艰难探索。在文化上，清廷崇儒重道，重视文治，统治者使用怀柔与镇压两手策略。

清初期，绘画方面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并出现了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形成了纷繁的风格和流派。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山水画一种是承续元、明文人画，以摹古为宗旨的四王画派，画家有：王时敏、王翚、王原祁、王鉴。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另一派是创新派，以四僧：石涛、八大山人、髡残、渐江为代表。四僧各俱特点：石涛奇肆超逸、朱耷简略精练、髡残苍古淳雄、渐江高简幽疏。

清中期以“金陵八家”和“扬州八怪”成就最大。“金陵八家”以龚贤尤著，其善画山水，能融宋元之长，自创新格，最善积墨，图面宏大深邃，笔墨苍郁古拙，气象沉着稳重。

扬州八怪是八大山人、石涛艺术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所谓怪是不合乾隆皇帝提倡的法古主张，强调个人风格。他们大多有较好的文化文学修养，耳濡目染于绘画艺术，画法继承先贤，又各有特点，富有生机。郑板桥飘逸、金农古拙、罗聘流畅、李方膺粗放、黄慎狂怪、汪士慎苦涩、高翔谨细。

清朝中后期帖学书法日渐式微，书风糜弱，日渐流行毫无生机、也无内涵之馆阁俗体。这时书法碑学兴起，书法家们试图以强劲，朴茂的金石碑版书法以纠当时书风之偏，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清代晚期绘画以海派绘画成就最高，海派画家众多，其中以赵之谦、吴昌硕水平尤高。这两位画家都是碑派书法大师，又都擅花鸟。以强劲之金石书法线条改造文人花鸟画，但又各具特色，赵之谦用笔劲健，墨色饱满，色彩浓丽，又能从“俗”文化中吸取民间赋彩的优点，成为他的艺术特色。吴昌硕工诗，书法尤精，精研石鼓，篆刻也为一时之冠。他的绘画脱胎于篆书的用笔，浑厚苍劲，使其绘画具有“金石气”，并且气韵生动。吴昌硕的画在色彩运用上又别具一格外，笔墨之外用色较浓，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文人画的高标绝俗在清未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像倪瓒、八大山人、徐渭那种状态已不是主流了。吴昌硕依然是文人画家，但也要生存，在现实与艺术的矛盾中，他选择变革，并较成功，他的画具有文人画的特点，又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后来的画家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都受他影响。

第十九章封建帝制崩溃时期。作者说，这一时期，应自光绪皇帝到辛亥革命的1911年。代表画家是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伯年。任熊、任薰二兄弟擅长多种画科，花鸟人物更为常见，人物画取法于陈洪绶，而自成体格，技艺超群。任伯年是“三任”中最为突出者，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风格多样，能工能写，在人物、花鸟等方面均有建树，其画法取法古代文人画法，又赋于新的艺术风貌。

第二十章封建帝制的终结到新中国。书中谈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随后进入军阀统治时期、民国时期、抗日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终于进入了新时代。

文化界则有恪守传统的国学大家们的坚守、研究；也有西风东渐，学成回国的莘莘学子灿若晨星的成就；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者的探索；也有拿来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绘画领域出现了三个主流：固守在中国画独特魅力领域内，沿着国画自身发展规律继续探索、发展的传统派；吸收西方绘画特点，结合中国的绘画语言，中西合并派；超脱这两种文化之争外的一派，又分有两种：拓展绘画内容，亲近生活，表现自然的一种，另一种是在国难当头的状况下，复制速度快的版画和漫画成了另一支绘画力量。

这一时期，坚守传统的主要画家有：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潘天寿、李苦禅、傅抱石、陆俨少、李可染等。

西为中用，中西结合的画家有：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等。

坚守传统派的画家均有较深的传统功力，喜欢中国之思想文化哲学审美意味，未受西画影响。画家齐白石学古之外有自己的特点：从不画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与物象，他的山水画基本上是他住过的地方，他的花鸟画也都是长期观察后画出，既有文人笔墨，又有生活情趣；坚守传统，把民间元素注入绘画，使绘画雅俗共赏；继续以元代以来的文人画系统，以写意为尚，曾有名句：“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张大千擅画各种题材的绘画，遍临古画。功力深，才情佳，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60岁前主要以传统画法为主，60岁前后和齐白石一样开启“衰年变法”，创泼彩、泼墨法，成就斐然。绘画的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但是绘画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由多方面条件所决定，包括时代、画家独特的经历、自身综合素养等。黄宾虹也是坚守传统的探索者和中国绘画大师，他在世时，并不怎么有名。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风劲吹时，但他始终坚持“竭力追古”。黄宾虹国学底蕴深厚，他的作品无不体现出他对中国绘画的深刻理解以及书法的金石意趣，作品展现出的浑厚华滋和天然质朴之气格，深得文人画正脉、正是中华民族之魂。

徐悲鸿是把西洋绘画引入中国绘画探索者的代表，他很有中国绘画基础，又曾入日本及法国留学，学习西画，中西合并，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语言。现在中国的美术教学还是按他当年的规划，先学习西洋素描、水粉等造型艺术做为基础，等有功力及见解再分科目进行学习。徐悲鸿是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美术教育界的领导人，他的美术理念至今仍引领和影响着中国美术界很多画家的创作方向。林风眠承新文化运动之波澜，倡新美术运动。他提倡调和中西艺术，并身体力行、兼收并蓄，创造出了富有特点的抒情画风。

1931年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与后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在了一起。由于木刻版画更有利于印刷和宣传，在抗战的年代，版画成了文化战争的主要阵地。代表人物有古元、彦涵、力群、王琦、杨可扬等。他们化平常为神奇，将日常的生活艺术化，用以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在老一辈版画家的辛勤耕耘和影响下，后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不少版画人才，比如李焕民、赵宗藻、吴燃、莫测、陈天然、梁栋等都是成熟的版画家，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那个时期人们美好、质朴的生活，很富艺术感染力，在人民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

行文至此，对乔国强先生所著《绘画与中华文华》一书就简单作了一个介绍，其中也略有一些自己解读和感受。此书内容宏大、深邃，把中国绘画本体、中国文化思想、画论、中国社会发展背景等等综合在一起论述。从而使这本书极有思想厚度，使读者能更透彻、立体的对中国绘画与其背后相关联的中华文化作一番深入、专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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