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精致的“博物画”是否曾影响岭南画风？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简称帅府纪念馆）最近公开了一批非常有趣的馆藏外销画。馆方专家表示，这批画也叫“博物画”。

对大自然的观察，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东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传统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如中国就有节气、物候等体系。但就“博物学”这个名词而言，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所以在帅府纪念馆收藏的这批“博物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印象中的中国绘画大不相同的世界。

巨细无遗的描摹让人可以分辨具体的物种

在这批画中，我们能看到一套绘制于19世纪的花卉图，纸本水彩，共6幅。馆方并没有注明每种花的品种，但从花形、叶形及形态比例等方面判断，似乎有栀子花、夜来香。画家精细地描绘了花瓣、花蕊、花萼、花苞、叶脉、枝条等细节，一些画甚至对正在枯萎或者破损的叶片也高度还原地画了下来。

另一套由顺呱画室出品的海螺、贝壳主题水彩画也非常精美，共12幅，每幅画中安排了5~6枚螺类或贝壳。各种螺、贝的特征非常清楚，一些品种，比如骨螺和一些可能是蛤类的贝类壳上的棘刺，虽然细小且繁多，也很有耐心地一笔笔画出来。遗憾的是，这些画作的作者似乎并不掌握各种螺、贝的准确名称，这或许与当时人们缺少近现代物种分类的知识有关。

顺呱是广州番禺人，在19世纪30年代的广州洋画（即用西洋画技法来表现中国风土人情主题的画作，外销画是其中重要的品类）圈里有较大名气，创作了大量不同主题的贸易画。馆方指出，他的船舶题材画最为精美。

还有一些以鱼为主题的画作，能看得出作者在努力把握不同鱼体形、颜色、斑纹等差异。遗憾的是，这些鱼图还是没有标注精确的种名，而且造型上显示出了一定的雷同，我们只能根据它们的样子大致猜测：这条可能是黄脚立，那条可能是巴鱼，另外那条可能是长嘴鱼或者针鱼。馆方专家们也表示，原来以科学标本为目的的博物画，那时“逐渐发展成与其他洋画一样的、纯粹的外销装饰艺术品”。

这种绘制方式在传统的花鸟绘画中还是首次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家将视线转向了东方，积极寻找新的物种”，前不久出版的《洋画羊城洋风》一书中指出，“欧洲植物学家或随商船到访广州，或请求到访中国的人士帮其带回中国植物样本，包括植物的种子、标本或植物画等。正是有了这样的需求，广州的画家们纷纷画起了带有植物标本色彩的博物图。”

需求造就了市场，市场驱动了技术。研究表明，当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等都曾在广州雇佣本地画家绘制用于科研的博物画，这些画作目前主要保存在伦敦的相关机构之中。学者吴彩好根据伦敦V&A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外销画指出：“绘制的图画都有一段完整的枝叶、花卉、果实，还有些有种子的剖面图，花卉的各部也逐一清晰描绘……以这种方式绘制植物，在传统的花鸟绘画中还是首次。”

但我们仍可以推测，那时由于缺乏深厚丰富的相关领域学科背景的支撑，很多画师在绘制这些画作时，“合理”的想象和发挥也会存在的。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愈到后期，博物图画的装饰性功能愈强，后成为纯旅游工艺品，与早期带科学标本性质的博物图稿不一样，有些甚至出现了花篮等喜庆图案。”

高剑父早年热衷绘制“博物画”

中国传统画中更类似西方博物画的，应该是在《农政全书》《质问本草》《植物名实图考》等实用类著作中的那些插图。

清朝学制改革后，博物学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如《奏定中学堂章程》就规定：“凡教博物者，在据实物标本得真确之知识，使适用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细植物、动物相互之关系，及植物、动物与人生之关系。”

清末创刊的学术刊物《国粹学报》在1907年增设“博物篇”栏目，广东顺德人、诗人兼博物学者蔡守为栏目绘制了所有的128幅插图。据学者程美宝介绍，“严格来说，蔡守这批博物图画，论准确和形似，与当时西方的博物学绘图都有一定距离，他所有花卉和水果绘画都没有附设解剖图，部分的动物绘画更加上草木山水等背景，使之看起来更像一幅艺术性的绘画。”蔡守对他绘画的某些本土的动植物，应该进行过直接观察和搜集采样，同时也应该参考了某些西洋的动植物学著作。程美宝认为他的博物画技法体现了当时岭南一些画人实用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倾向，“而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以广州为中心，在一个中外文化交汇的语境里渐次形成的。”

有趣的是，当时西方人从广州引种植物和绘制博物画的地点，往往就在行商花园之中。所以这些没在岭南经典画史中留下姓名的“行货”画家们，可能与当时知名的文人和艺术家群体有着时空的交集。

据学者陈滢的研究，岭南画派开创者之一的高剑父早年曾热衷绘制博物图画，并认为他以这种科学图画为参照，开始其“艺术革新”的探索。她指出，蔡守和高剑父的这类作品“依稀可见18、19世纪外销欧美的岭南植物画的影子”。

当然，岭南本土绘画中的写实精神也有本土文化因素的影响，并非仅仅源自外来，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今天，当我们看到帅府纪念馆收藏的这些外销博物画时，不禁再次感叹岭南文化的丰富性和强大的包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