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域的兴衰

2021-10-16 18:18:59 来源:佛像雕塑艺术

近百余年来，由于东西方的考古学者不断在新疆及中亚一带从事探险，先后在新疆境内发掘许多文物古迹以及西域古代语文，如龟兹语、于阗语、吐货罗语、粟特语等所写的佛典断片。一八九〇年，英国鲍尔（Hamilton Bower）在库车附近发现梵文写经，经英国学者霍宁（Rudolf Hoernle）考证，断定是第四世纪及五世纪的梵文《孔雀王咒经》的古写本，这是西域古代语发现最早的佛教经典。

一八九二年，法国格林勒（Fernand Grenard）在新疆和阗发现梵文《法句经》的断简，至少是第二世纪的写本，比鲍尔所得更古远。一九〇〇年，敦煌藏书大批古写本、卷子、版本、印本流入西欧，几乎震荡了整个西方世界。

自古以来，我国佛教高僧活跃于西域广大地区，一方面吸收西陲各民族佛教活动的精华，一方面传播中原的华夏文化，因此，才能导致四方的归化，促进民族、宗教不断的融和与交流，在宗教史、文化史上来说，贡献极为重大。

佛教东传的河西走廊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佛教开始向印度各地及世界各国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并越过葱岭，传入我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原内地。在佛教传入我国的过程中，汉朝对西域地方的开辟与交通起了催化的作用。

一、西域的范畴

历史上所指的西域，并没有一定的范围，而且西域各国的名称也随时代变迁而经常改变。佛教史上的西域，是指印度佛教兴起之后，由陆路东传中国所经的地区，大致上包括公元前三世纪大月氏统领下的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份、迦湿弥罗、今旁遮普一部份、安息国势力范围下的波斯北部、康居国势力范围下的栗弋（Sogdiana）等地。

西域佛国鹭野绘

西域各国中与佛教较有关系的是，葱岭以西的月氏（今俄属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亚南部）、犍陀罗（今阿富汗之干达马克）、迦湿弥罗（罽宾，北印度喀什米尔）；葱岭以东的龟兹（今库车）、疏勒（喀什噶尔）、高昌（今吐鲁番）等国。各国之中，以犍陀罗与迦湿弥罗两国最重要。

二、汉朝与西域交通

汉朝时，西域三十六国长期处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下，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被派出使，越过河西走廊不久，即被匈奴俘虏。后来伺机向西逃到大月氏，希望游说大月氏联合对抗匈奴，但事与愿违，而逃回汉朝。张骞出使时，一行一百多人，十二年后回到长安，只剩下张骞和他匈奴籍的仆人。

敦煌323窟北壁张骞出使西域图

虽然张骞没有达成出使的目的，但他发现中亚各国和南亚印度的地理位置、历史源流与各地物产等，为中国人打开了广大的新视野，他的贡献只有以后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媲美。张骞在大月氏游说时，曾到过大夏（巴克特里亚），发现当地居然有成都出产的布匹，和四川境内出产的竹子。经大夏人告知，才晓得是从身毒（印度）买来的。于是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建议，如果从四川成都出发，就可避免匈奴阻挠或扣留的危险，因而有汉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汉武帝为了想联合乌孙来夹击匈奴，再度派遣张骞率三百人出使。张骞停留一年多，又失望而归。但在这次的出使中，张骞曾派遣部属分别前往康居、大夏（阿富汗一带）、安息（伊朗）、身毒、于阗等国，宣扬中国的声威，另一方面，张骞还邀请乌孙国派遣大使跟他同行，到中国访问。自此，汉朝跟西域各国正式往来。此后，汉武帝为了征服匈奴，在河西走廊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以便进一步联络西域各国，扩大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势力。汉武帝又出兵楼兰、姑师（车师，吐鲁番盆地）两国，并且降伏了大宛，掠得汗血宝马三千多匹。西域各国震摄于汉朝的军威，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朝贡。此后，汉在轮台、渠梨两地置兵屯田，以供应来往使者。宣帝时置西域都护，将西域诸国纳入管辖之下；元帝时设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汉朝先进的冶炼生产技术、丝绸等物品和科学文化，透过这两条主要干道传到葱岭以西，直到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伟大的贡献。西方的物产，如家畜、苜蓿、葡萄、胡桃等植物，也陆续传到中国。这个沟通中西联系的道路，就是世界文化史上名闻遐迩的“丝绸之路”。就在东西方经济、文化广泛交流的过程中，佛教从印度向西北，越过葱岭，传入了中国。

三、阿育王传教至西域

在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前二七三～二三二）时，阿育王统一全印度，并以佛法治国，派遣布教师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围的国家传教。其中，摩诃勒弃多前往印度西北的希腊殖民地臾那国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阐提则在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布教。所以，在阿育王时期，佛教在中亚地区传播的道路已被打通，接着在西域迅速流布，至公元四世纪，高昌将佛教奉为国教，这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

四、希腊遗民传承佛教信仰

公元前二世纪，原本受希腊人统治的大夏，侵入西北印度，占领喀布尔流域、巴基斯坦西部一带地方，佛经上称为舍竭国。二世纪中叶，大月氏从东方征服大夏，一些希腊式的城市也同时被并吞，因此，大月氏的佛教主要传承自印度西北地区和大夏。在汉译《那先比丘经》，即巴利文的《弥兰陀王问经》中，记载大夏国王弥兰陀向罽宾的高僧那先比丘请益有关精神与身体、善恶果报、生死轮回等一系列问题，双方在几番精彩的佛法问答、辩论之后，弥兰陀国王皈依了佛教。

五、部派佛教的传入

公元前一世纪以后，佛教发展属于部派佛教时期，由上座部和大众部分出十八部和二十部之多；与公元一世纪初兴起的大乘佛教相对称，部派佛教被视为小乘佛教。因此，这个时期从印度本土传到印度周围各国的，都属于小乘佛教。其中，从印度西北地区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亚地区的，则以说一切有部为主。最初的佛教经典不用文字记载，全靠口耳相传，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后，才逐渐利用桦树皮与贝叶为书写材料，形成使用文字书写的佛教经典。

西域各国的佛教

一、大月氏

先秦时代，中国北方有热河与察哈尔的东胡，绥远的匈奴，甘肃、宁夏的月氏等三大外族分据。在汉文帝时，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向西潜逃，不久，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后来分裂为五部，以贵霜部最强大，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建立贵霜王朝，攻占整个印度西北地区。迦腻色迦王以后，贵霜王朝统领了印度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幅员之大，西起咸海，东到葱岭，成为拥有中亚广大领土的大帝国。这个时期开始，大月氏从游牧社会转型为农耕生活，迅速吸收古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

公元前二世纪时，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早已流行佛教。因此可以推知，大月氏最慢在公元前一世纪也开始有了佛教信仰。据《三国志?魏志》所载，汉哀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就是透过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的。

公元一世纪，大月氏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是一位大力护持佛教的君主。他常在公务之暇研习佛经，每日请一位高僧入宫说法。由于各部派所讲的佛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王就下令召集各方僧侣，在迦湿弥罗举行第四次经典结集，由说一切有部的著名论师胁尊者主持，集成《大毗婆沙论》一书。在这次的结集中，说一切有部最占优势，但正量部和大众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大夏原本是希腊的殖民地，受希腊艺术影响最深。势力逐渐强大的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后，也随之受到希腊艺术的薰陶。迦腻色迦王时，大月氏的艺术一方面伴随佛教文化东越葱岭，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则南向印度犍陀罗地区发展，产生印度与希腊融和特色的艺术，称为犍陀罗艺术，这在东方艺术发展史上，是个极为重大的变化。

在出土的一枚当代钱币上，刻有穿着希腊服饰的佛陀像，周围用希腊字母拼成“佛”字，清楚显现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另外，在西域库车南方石洞的壁画及佛像也明显带有犍陀罗风格，中国境内云冈、龙门、敦煌等地的石刻与壁画也同样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国贵霜王朝疆域的中心，刚好是横贯中亚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不仅有政治往来，而且还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欧亚各国进行的通商贸易中，我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都必须通过贵霜王朝的核心地带。而印度佛教也是以大月氏作为中印交通的媒介，最早向中国传入。东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时，汉使在大月氏遇到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等人，他们便是从大月氏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在东汉桓帝、三国时期，从大月氏东来的支娄迦谶及支谦，则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另外如西晋的竺法护，他生于敦煌，但祖先是月氏人，当时人称他为敦煌菩萨，又称为月氏菩萨。据高僧传记载，竺法护曾在晋武帝时，前往葱岭以西求取大乘经典，当时大月氏势力还未衰颓，他所译的经典大部分得自月氏国。其他如有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门，也都是大月氏人。

大月氏以方等教为中心，由东来的译经师所译出的大乘经典，包括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大部；原始经典如《中阿含》、《增一阿含》等经，也完备无缺。依据当时大月氏流行经典的汉译情形，即可推知当时大月氏佛教的状况。在当时汉译经典中，以大乘经典居多，尤其以宝积部、大集部为第一，其次为方等部，再其次是华严部。

二、安息

安息国位于波斯（今伊朗），在大月氏的西部，西洋史上称为Parthia。都城在今天的但干（Damghan）一带。由于是阿尔萨克斯王（Arsakes）在公元前二五〇年左右所建，所以也称作阿尔萨克斯王朝，“安息”是它的音译名称。王朝最盛时，从印度河畔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安息国的领土。后来因为和古罗马帝国发生战争，加上内乱频仍，就在公元二二六年被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所灭。但是部分的安息人往东窜逃，移居到阿姆河以东之地，历史上仍称它为安息，只是国力已大不如前，一直到隋朝之时才完全灭绝。

安息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在东西贸易交通的要道，与我国丝织品的贸易非常频繁。中国所产的绢布缯彩，一向受到欧洲人，尤其是罗马人所珍爱，但中国的绢绸要输入欧洲，必须经过印度和安息，由于安息人想要垄断东方贸易，经常从中阻挠，争端不断。除了贸易之外，安息也是四方国情交换的要冲，这是因为安息人常常行商于四方，自然见闻广博，渐渐的，安息就成为思想及文化交流的媒介。

安息国本来流行祆教，但因领土深入印度西北，和印度内地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大约在大月氏贵霜王朝建立时，安息国人也开始信仰佛教。安息国主要流行小乘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教义。在安息领土的遗址，就是现在的阿富汗西部，靠近古印度犍陀罗的地区，曾经发现公元一、二世纪的佛塔遗址，足见当时佛教弘传的事实。

在东汉末年来到中国，并对中国佛教有巨大贡献的安世高，就是一位安息王子。之后，也是安息人的安玄，曾在汉灵帝时，来到洛阳译经。安息被萨珊王朝灭亡后，当地恢复流行祆教，佛教在安息失去维护，这时大约是中国的魏晋之际，不少安息的高僧大德来到中国，如曹魏时的昙无谛，西晋时的安法钦、安法贤等，相继来华译经。所译出的经典，包括大小乘经典，广涉经、律、论三藏。由此可知，在东汉、三国之际，安息国所流行的经典，应该兼含大小乘经典，大乘经中，以方等部为主，华严部次之，这是因为安息佛教原本就与大月氏属同一系统。

移居到阿姆河之后的安息国，不知何时才恢复佛教信仰的，但从《续高僧传》卷十一可以推知，约在公元五世纪末，安息已经再度复兴佛教了。高僧传所记载的嘉祥大师，也就是三论宗集大成的吉藏，在梁武帝太清三年（五四九）生于金陵，他的祖父是安息人，因避仇来到中国，世代都是佛教徒。根据这个记载，吉藏的祖父还居留在安息国时，应当是在五世纪末叶，因而可以确知当时的安息国已经恢复佛教信仰。

三、康居

在安息西北方、大月氏北方的国家是康居。康居与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游牧民族。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康居人擅长经商，常常到各地去进行贸易，往返于中亚全境，因此康居也成为中亚各国交换国情及传播文化的媒介站。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夏时，康居还是一个弱小之国，经常派遣质子来华，并且经常贡献礼品。

佛教是在何时传入康居的，目前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研判，不过可以确定，在公元二世纪时，佛教已经非常盛行。从东汉末年到东晋之际，康居已经有不少的译经僧来到汉土，例如康巨、康孟详、康僧铠、康僧会等沙门；他们当中，有的自己就是康居人，有的是祖先为康居人。由于康居国与大月氏、安息国，都属于中亚地区民族，因此由康居国传入中国的佛教，多半都是方等部、宝积部等的大乘经典，原始佛教经典方面则为阿含部。大致而言，康居国所流行的经典，与大月氏是大同小异的。

四、敦煌

敦煌，又作燉煌、墩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自汉代以来，此地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要冲，聚集各种民族，文化风俗复杂，佛教早已在此传播，高僧辈出，译经僧历来也是不计其数。例如被当代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的竺法乘，前往西域求法的于道邃及东晋的单道开、竺昙猷，南朝萧齐的法颖、超辩，北魏的道韶，隋代的慧远等。又北凉昙无谶曾在此地译出《菩萨戒本》及《大般涅槃经》（北本）的后六品；刘宋时，昙摩蜜多也在此广开田亩，营建精舍，大力弘法。

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由于西域地带一出敦煌即为大漠，生死莫卜，商贾旅人往往祈佛庇佑，佛教因此从敦煌一带发展起来，这也是敦煌佛教艺术发达的原因。

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沙门乐僔云游四野，来到敦煌时，已是夜晚时分，想找个地方栖宿。突然发现三危山金光灿烂，像是千佛跃动。乐僔感动之余，发愿凿窟造像，使它成为真正的圣地，这是敦煌第一个石窟的营建。其后历代增凿营造，逐渐成为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如沙门法良、东阳王、唐代李广等，都相次镌凿，或营造洞窟，或雕琢佛龛，或修葺楼阁，或描造壁画等，石窟群范围包括安西县附近的榆林窟与小千佛洞、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

一般称敦煌的千佛洞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位于鸣沙山东麓的石窟群，又称莫高窟、千佛岩、雷音寺。经近代探险家发掘，清理查核，得知保存至今者有四九二窟，洞内的壁画计有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二千四百余尊。开凿的洞窟，最大的高达四十公尺，小的高不及一公尺。洞内造像均为泥质彩绘，有单身也有群像，最大的高三十三公尺，小的不过十公厘，多彩多姿，神态各异。壁画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要是常见于龟兹石窟的本生、因缘故事和弥勒像。北魏前期的人物造型朴拙，面相肢体丰腴，神态恬静淡然，也与龟兹壁画无异。菩萨造像的衣冠服饰，保留有西域和印度的风尚，北魏晚期则转变为清秀飘逸的形像。壁画上不仅表现佛教思想，并反映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建筑、艺术、婚丧嫁娶等现象，艺术成就极高。

西千佛洞开凿在党河崖壁的北侧，北朝晚期开始兴建，以后历代都有兴修。现存洞窟十九个，自西向东排列，窟顶是平坦的戈壁滩。安西榆林窟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南约七十公里处，开凿于隋唐以前，现存洞窟四十一个，其中有一个洞窟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彩画，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各洞窟的形式，从早期附有修行小龛的型式渐转变为中央塔式、中心柱式、中央佛坛式等。隋唐以后，因为适应大幅经变的构图，中央后方为庄严肃穆的佛坛，四壁均绘满金碧辉煌的壁画，与现今佛寺内的殿堂型态已渐相近。

因为敦煌地处玉门砾岩带，地质虽不易自然崩坏，但也不宜雕刻，而我国古代的艺术巧匠融合周、汉的壁画技术与传统泥塑及夹纻塑法，形成风格特殊的“绘塑合一”的综合艺术。各洞窟中塑造佛像为主，天花藻井及四壁则绘满五彩缤纷的绘画，绘画作为塑像的延续，两者相互辉映，不仅使敦煌艺术大放异彩，对日后寺院壁画与塑造艺术也有倡导之功。

由于敦煌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因而石窟艺术中反映了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相结合的特征。明代以后，由于航海发达，丝路骤衰，敦煌石窟遂鲜为世人所知。清代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一说光绪二十五年），王圆箓道士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宝库，敦煌之名始为世人所知。藏经洞内藏有从五世纪初晋代到十一世纪初宋代诸朝的经卷、文书、帛画、织绣、铜像等文物六万余件。经卷中除了佛经以外，另有道教经典，所使用的文字，除汉文之外，藏文、梵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纥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占六分之一。此一发现，震惊国际，西方探险家陆续前来探查攫取。

首先到达敦煌者，为俄国的地质学者奥布杰夫（Vladimir Afanasievich Obruchev，1863~1956），他所窃走的古抄本与佛画，今存于列宁格勒的埃密达吉博物馆。光绪三十三年，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Aurel Stein）也闻风而至。那时是史坦因第二度至中亚探险，他贿通王道士，私启石室，择其精要，廉价换取二百余包的古本经典与画像，计有古写经约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三千之数，运回伦敦。

次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也到这里，自行选取五千余卷写本，并勘查诸洞，对无法搬运的壁画，则选其精品加以摄影、编号而携返。在归途中滞留北京，将所得的卷帙一部向我国学人展示，至此中国政府方知悉内情，速将王道士判以盗卖国宝的罪名，并收拾残余经卷，仅得八千余卷而已，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期间，尚有美国华尔纳、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等人，或黏揭、切割壁画，或窃取经卷写本，或盗运塑像，或收购流落民间者。迄今，敦煌石室藏书及壁画多流入法、英、日、印、俄、美、德等国博物馆中。

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特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宝物加以整理研究。一九五〇年，中共将该机构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后又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以期对敦煌石窟研究作更大的推展。像这种对敦煌文物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美术等的综合研究，或狭义对敦煌文献如藏书卷子的整理、解释、研究，就通称为“敦煌学”，在近代国际学术界蔚然成风，成为一门独立的显学。

近人据史坦因、伯希和等所搜得汇集成书者，有《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佚书》、《敦煌宝藏》等，都是前所未见的秘笈。载录群籍而成目录者，有由史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说明目录》（一九五七）、《敦煌西藏文写本目录》（一九六二），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九五〇～一九六一）、《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一九七〇），王重民所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九六二），由苏俄搜集的《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一九六三～一九六七），日本龙谷大学的《龙大所藏敦煌古写经现存目录》（一九五八），大谷大学的《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一九六四～一九七二）等。

近年苏俄公布所藏卷子目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印行所藏全部卷子。中国与日本少数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的情形。凡此种种敦煌文献的发现，无不具珍贵的学术价值，是治中古学术史及佛教史学的重要资料。

五、龟兹

在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各有一系列沙漠绿洲接连起来的通道，是沟通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输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北道以龟兹为中心，南道以于阗为中心。

龟兹，梵语Kucina，就是现在的库车（Kucha），位于新疆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中国史书称它为龟兹，佛经中则有丘兹、归兹、屈支、屈茨、邱兹、拘夷、曲先、苦叉等诸多的名称。龟兹居民多属于雅利安人种，王室以“白”为名，势力强大，文化进步。唐朝置龟兹为都督府，安西都护也曾驻治于此。自南北朝到唐朝，活跃于中国的出家人中，凡是姓“白”及“帛”的，多半是该国出身的。

据推断，佛教传入龟兹，最晚应该在公元一世纪时；到三世纪时，当地佛教已隆盛到极点。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如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原本就有类似龟兹语的传本。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由于魏晋南北朝以前，龟兹是佛典的传播中心，很多佛经由龟兹传入我国，或由龟兹沙门直接参与汉译工作。如曹魏时，龟兹王子帛延参与支施仑译出《首楞严经》；又如西晋时，竺法护手执胡经，口宣《正法华经》，就有龟兹居士帛元信参校；僧纯曾经从龟兹的佛图舌弥之处获得戒本，从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确信戒法是如来所制，经过传译后，汉土戒法也就从此开始盛行。佛图舌弥在龟兹的佛教地位极高，是东晋时（公元四世纪）来到我国的小乘佛教论师。自公元三世纪中叶以来，龟兹的佛教高僧大德前来我国传译经典的，包括有僧侣、居士及王子，乃至有的还亲自携带佛典到敦煌一带，他们传教的热忱，由此可以想见，也可以推知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就已经非常兴隆了。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广译经论，除了《法华经》、《般若经》、《阿弥陀经》等大乘经典外，更有系统地译出龙树中观学派的论书。他的译笔生动简洁，晓畅易解，不拘泥于一辞一义的生涩僵化，被誉为我国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对佛法在我国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

鸠摩罗什还没有来到汉土以前，住在龟兹的王新寺，诸王常跪蹲左右，恭听他说法，可知当时龟兹佛教的兴隆气象。另一方面，龟兹佛教所以能盛行于上流社会，主要原因是高僧硕德辈出，并受到国王保护。鸠摩罗什早年在罽宾及沙勒国游学，潜心研究大乘教义，后来在温宿国说服一切神辩外道，声望更隆。龟兹国王白纯亲自前往温宿，将他迎请回国，并为他铸造了金刚座、师子座，上以锦褥铺饰，恭请罗什升座说法。影响所及，社会民众崇法敬僧风气普遍，发愿出家修道者日增。

龟兹原属小乘佛教，后来因大乘论师鸠摩罗什出世，论战小乘教派的佛图舌弥，大乘佛教才渐渐抬头；但鸠摩罗什前来我国以后，龟兹的大乘佛教声势渐低，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顺势成长。唐朝玄奘大师西行印度之际，龟兹虽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区，但是全国上下对于大乘僧侣仍是崇敬备至。玄奘大师初抵龟兹时，国王亲率群臣及僧侣大德数千人前往迎接，隔天迎入王宫，恭敬供养，临别之时，还赠与驼马和脚夫。

唐朝之时，龟兹佛教的伽蓝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各寺僧众极多。到八世纪末叶，龟兹佛教还很活跃，佛教学术研究依然昌盛。但往后的二百多年，龟兹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在十世纪左右以后，沦为土耳其的领地，龟兹的名称从此不见于史书，而佛教也随之消声匿迹。

整体而言，龟兹虽盛行小乘佛教，但东来的三藏译经师所译出的经典，包括了大乘与密教的典籍，因此可以推知该国也弘传大乘教法。近年来，考古学者曾发掘出许多龟兹语经典及古代遗物。一八九〇年，英籍鲍尔上尉在这里发现贝叶形桦皮的梵文经典的古写本。随后，日本、苏俄、德国等各国学者也多次发现，所出土的龟兹语佛典断片有《大般涅槃经》、《法句经》、《古城比喻经》、《悲华经》、《十诵比丘戒本》等。

六、于阗

于阗，梵语Ku-stana。又译作于填、于遁、于殿、溪丹。位于我国新疆西部，就是今天的和阗（Khotan）。公元三世纪前后，称为瞿萨旦那，意译作地乳，印度人则称之为屈丹。于阗自古是印度、波斯、中国之间必经的贸易途径，也是东西文化往来的要道。

毗沙门天王壁画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四天王之一）的后代。关于于阗国的建立，有一段传说：相传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迁怒于身边的大臣，就把他们全族驱逐到雪山以北。这些人在于阗西边自行推举酋长，尊立为王，与东边族人形成对立的局面。后来东西双方发生战争，东方取胜，为了收拢西方的民众，就在于阗地方建国。然而因为国王年老无子，担心断绝后嗣，就向毗沙门天的神像祈祷，结果，神像额头裂开，现出一个婴儿，并且在神像前的地面上涌出乳汁，哺育婴儿，因此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的后代，并以瞿萨旦那为国号。

在七世纪玄奘西行时，于阗国已大半是沙碛，但是，气候和畅，盛产宝玉及多种矿、植物，人民的性情也温恭有礼而崇尚佛法。另外，还有不少关于于阗国建国的传说，例如《于阗国悬记》所记载：早在迦叶佛之时，佛法就盛行于此地。后来人民渐渐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诸龙大怒，把全国各地化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来到此地，命令舍利弗及多闻天使湖水枯竭，佛陀入灭后，称呼这里为Liyul，并预言未来这里将会陆续建设城市。

阿育王的时代，曾经派遣九位布教师中的末阐提前往迦湿弥罗传布佛教；公元前二年，大月氏国王也派遣使者伊存来到中国传扬佛教。于阗因为接近东北印度，又是当时西域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地，因此可以推定，在公元前，佛教已传入于阗。

根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行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毗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城南杏树下，愿王能信受供养。”国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毗庐遮那阿罗汉，他来自迦湿弥罗。由此可以推想，于阗的佛教可能是从迦湿弥罗直接传入的。

于阗是中国佛教入传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然而到公元五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凡传入中国的经典，十之八九都要经过这里，历代以来，它是西域各国与我国最亲善的一国。早期来华的译经高僧，如于阗沙门只多密传来《光赞般若经》；唐代提云般若来我国，译出华严部和密教的经典各二部，其他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此外，还有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等大乘经典。唐中宗时，有一位于阗王的质子在我国出家，法名智严，后来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华经》、《药王经》及《决定业障经》等四部。另外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沮渠京声、达摩摩提、月首婆那等人，虽然不是于阗人，但他们所译的经典原本，如《六十华严》、《涅槃经》、《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等，都来自于阗。三国时代，朱士行到于阗取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总之，于阗不但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大乘佛教经典孕育的中心。依照近代学者的研究可知，许多大乘经典是从于阗文译成汉文或藏文的。

在《法显传》、《大唐西域记》以及近代的史料记载，公元七世纪中叶，于阗还有百余所伽蓝，僧众至少也有五千多人，大多学习大乘教法。《西域记》载，十世纪以后，回教徒入侵于阗，到十一世纪，佛教已经全然衰颓，加上天灾人祸，往日庄严盛大的寺院、佛塔，全部埋入沙土之中，直到近代中央亚细亚的探险，才在这里发掘出不少的佛教遗迹与珍贵史料。

于阗的语言属于伊朗语系的于阗语，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不少于阗语所书写的佛教经典，现存的有《金刚般若经》、《金光明经》、《大乘无量寿经》、《一百五十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七、高昌

位于现在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汉时称为车师前国，晋时称为高昌郡。曾经一度独立为高昌国，后被唐太宗征服，称为西州。安史之乱以后，归附回纥，后再度归属我国，是一大佛教中心。

在车师前国的时代，佛教已经流行于高昌。公元四世纪下半叶，佛教正式成为国教，以大乘教法为主。《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高昌沙门法众曾经应北凉的沮渠蒙逊之请，在北凉都城张掖译出《方等檀特陀罗尼经》四卷。北凉沮渠蒙逊遣使高昌求取《大般涅槃经》的胡本，由昙无谶译出。然而，昙无谶感慨此经的品数不足，乃发愿寻得完足的经本。到南朝宋文帝之时，道场寺慧观奏请文帝派遣高昌沙门道普等十人，西行求取《涅槃经》后分，道普行至长广郡涉水，船破伤足，死于外地。临终之时，道普感叹《涅槃经》后分与宋地无缘。

公元六世纪时，高昌王派遣慧嵩等，随使入北魏研习梵学，专攻毗昙与成实之学，通究奥义，时人誉称为“毗昙孔子”，声名远播四海。高昌王三次征召他回国，慧嵩都不愿意，引起高昌王大怒，竟杀害他的父母、兄弟等族人。隋炀帝时，沙门慧乘奉炀帝之命，特为高昌王麴伯雅宣讲《金光明经》。升座讲经之时，国王布发于地，请慧乘以足踏之，王崇敬三宝的虔诚，由此可以想见。

唐代玄奘大师西游，途经高昌时，高昌王麴文泰尽礼款待，并恳请其永留高昌，以便终身供养，令全国上下都成为佛弟子。玄奘大师深感王的厚意，不过为了求取大法，誓必西行。国王再三固留，甚至下令守卫不准玄奘出城。玄奘大师无计可施，只好决意绝食，滴水不饮，如此三、四天之后，气脉微弱，国王大为恐慌，立即向大师忏悔谢罪，恳请大师在将来回程时，能够在高昌留住三年，国王愿效法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王护持佛陀一样供养玄奘。最后玄奘大师决定再停留一个月，为王宣讲《仁王般若经》。每到讲经之时，国王必定亲自执香，前来迎请，在引升法座时，国王还低身跪下，以背为凳，让玄奘登蹑座上。玄奘临告别时，国王为他制作法服三十具、棉帽裘毯、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等五百匹、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作为玄奘西行往返二十年之用；并写了二十四封信函，分别送达龟兹等二十四国，每国一封，恳请各国协助法师顺利通行。出发之日，王与高僧、大臣、百姓等，列队送别，国王痛哭流涕，道俗四众也都悲不自胜。玄奘大师得以顺利到达印度，实因高昌王的大力帮助，而在当时西域各国中，高昌国也是崇法敬僧事迹最多的一国。

回纥族原本信仰回教，但移居高昌以后，也逐渐改信佛教。因此在佛教经典中，不少是译成回纥语的。十九世纪后，经多次考古探险，出土无数的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回纥语的经典。著名的佛教遗迹，包括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贝沙克鲁克千佛洞、吐峪沟等，前二者是建造于地面上的伽蓝遗迹，贝沙克鲁克则为两群洞窟组成的石窟洞。

八、疏勒

疏勒，梵语Khāsa。又作沙勒、伽沙、佉沙、奇沙、室利讫栗多底。约当现在新疆的喀什噶尔，自西汉以来，就成为东西交通的北道枢纽。《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该国人民性情狂暴，民俗多诡诈，文字取自印度。公元三世纪左右，佛教已经传入这里，到唐朝初期，逐渐兴隆，以小乘教法为主。

公元四世纪时，鸠摩罗什曾在疏勒礼拜佛钵，并在此国留住一年，潜心诵习阿毗昙六足论、《增一阿含》，深达奥义，又为国王宣说《转法轮经》。国王对他崇敬有加，热心供养，国内的百姓也因而崇信佛法。五世纪初，后秦智猛则于该国见到佛陀的文石唾壶，东晋高僧法显也曾在此国见到佛牙塔。可见，疏勒国保有许多佛陀的遗物。

隋代达摩笈多来华途中，在该国为僧众宣讲《说破论》、《如实论》各二千偈。到玄奘西行之时，疏勒的小乘教僧众已增至一万多人，较法显时代增加十倍之多。此外，佛典中记载了许多有关疏勒的传说：有的说它是佛法隆盛的边国之一；有的认为疏勒的牛头山是菩萨的住处，或疏勒国是达摩波罗神的住处；或佛陀曾以该国付嘱发色天子、毕宿，或此处曾出现九十八佛。总之，从诸多不一而足的记载，以及佛钵、唾壶、佛牙等遗物来看，可以推知疏勒当年佛法兴盛的状况。

中唐以后，因回教徒入侵，在回教势力的统辖之下，疏勒佛教也因而断绝。现代在喀什噶尔附近仍保留有多处的佛教寺塔遗迹。

九、迦湿弥罗

迦湿弥罗（梵Ka?mira），又作羯湿弭罗国、迦叶弥罗国、箇失蜜国。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约为现在的喀什米尔地区。我国汉朝时称为罽宾，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称为迦湿弥罗，到隋唐时代改称为迦毕试。据说，阿育王派遣末阐提到此地布教时，曾感化当地的蛮人龙族，使其解脱罪业；夜叉盘荼鬼的妻子及五百弟子也相继皈依佛法。当时信奉佛法的有八万人，僧侣有十万人。

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地召集五百位高僧编纂《大毗婆沙论》，并镂镌经论于铜牒之上，再封存于石函中，建塔藏纳。相传，当时药叉神保卫迦湿弥罗，不让外道窃持该塔所藏的经论，如果有人想要学习，就必须在塔中受业。由此推知，迦湿弥罗的佛教，当时还处在保守的风气中。所以在公元二世纪末叶，西域诸国如月氏、安息、康居等地的高僧陆续来华译经传教，而号称佛教极盛的迦湿弥罗国反而迟至公元四世纪初期，尚无一人来华弘法。直到四世纪以后，迦湿弥罗国的佛教才逐渐开放，容许他国的沙门前来学习有部的教义。

佛图澄在东来中土以前，曾经前往迦湿弥罗修学佛法；鸠摩罗什也曾经到迦湿弥罗参学，师事盘头达多，研习小乘经典。后来罗什回到龟兹，宣扬大乘教法，远近驰名，盘头达多得知后，还以高龄之躯，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前往龟兹去会晤罗什，听闻大乘妙趣，因而回小向大。

当时，自迦湿弥罗来华从事译经的高僧有僧伽提婆、僧伽跋澄、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佛陀多罗等。我国赴迦湿弥罗求法的有智猛、法勇、智严等数十人，或寻访圣迹，或修学禅法，或求取经典等，都直接促进了中迦佛教的交流。

迦湿弥罗国虽以小乘教法著称，但五世纪初期，由此地传来我国的经典，不少是属于大乘方等部的经典，可知迦湿弥罗在当时也弘传大乘经典。七世纪末，也有许多该国沙门来到中国翻译经典，如唐高宗时代的佛陀波利、日照等人先后来华，译出大小乘经典，而秘密教同时也很盛行。八世纪时，唐僧悟空由犍陀罗入迦湿弥罗，在此停留四年，学习小乘教。其时，当地有寺院三百余所，灵塔瑞像极多。九世纪以后，天息灾、继业也曾到过此国。十二、三世纪后，同样因回教徒入侵，一千五百年以来的佛教盛况，从此消声匿迹。

十、犍陀罗

犍陀罗（梵Gandhāra, Gāndhāra, Gandha-vati），又作健驼逻、乾陀卫。意译香行、香遍、香风。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东北之处。公元一世纪时，贵霜王朝兴起于印度北方，渐次扩张版图，并有喀布尔河一带。迦腻色迦王即位时，定都布路沙布逻，就是今天的白夏瓦地区。王去逝后，国势逐渐衰微，至寄多罗王，西迁至薄罗城，以王子留守东方。

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前后七、八百年间，佛教曾盛行于此国；阿育王派遣布教师到此布教，是佛教在犍陀罗的发端。此国原是上座部，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中心，但后来国内的僧众吸收了大众部的学风，因此大乘思想也曾风行一时。迦腻色迦王统辖广大的领土，当时犍陀罗是他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会的枢纽之地。国王后来皈依佛教，在都城广建寺塔，造立佛像，开启了著名的希腊式犍陀罗佛教艺术。

大致来说，犍陀罗属小乘有部教派，世友、法救、胁尊者等，都是犍陀罗有部的杰出论师。公元四、五世纪，世亲造《俱舍论》三十卷，这部论书将有部繁琐的教义予以整理、统一、批判，历来被视为有部学说集大成的论著。

世亲之兄无着，出家于犍陀罗国，先在化地部修学，后转赴东方，受教于一位罗汉，研习小乘空观，但仍不能满意，于是前往中印度学大乘空论，在阿逾闍国入禅定三昧，上升兜率天，会见弥勒菩萨，学习《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等大乘经义，回到人间后，为大众广说妙理，又教化其弟世亲皈依大乘。世亲回小向大后，专研大乘教法，遍历憍赏弥国等中印之地，宣扬大乘教，又作大乘论书百部，亲炙受教的弟子约有一千多人。

无着、世亲之时，犍陀罗也奉行大乘，但小乘教是主流。东晋的法显、宋云等人都曾到过此国，称道该国国民崇敬佛教，好读经典。宋云曾把在犍陀罗等地的见闻撰成《宋云行纪》。在宋云返回洛阳三十多年后，有犍陀罗国人闍那崛多来到长安，在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二卷、《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颂偈等三十九部。由此可见，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间，犍陀罗佛教与中国佛教间的来往交流已经逐渐受到重视。

自公元六世纪以后，佛教失去王室护持，后虽有突厥王一时再兴，然而到第十世纪，又为回教徒所迫，佛教终于绝迹。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犍陀罗国的疆域，东西约千余里，南北有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今印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逻，王族绝嗣，隶属迦毕试国，市井空荒，人烟稀少。可见国力曾鼎盛一时的犍陀罗国，在七世纪玄奘大师西行之时，不但已荒废没落，且已臣属于他国。

总括而言，西域佛教自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公元四、五世纪之间，教派多属小乘，当时盛行小乘的有疏勒、罽宾、犍陀罗等国；至于大小乘思想混合，而仍以小乘为主流的有安息、康居、龟兹等国；主要盛行大乘的则有大月氏、高昌、于阗等国。四、五世纪以后，犍陀罗因无着、世亲二位大乘论师的出世，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的趋势。

随着佛教的流布，佛塔、雕刻、绘画等佛教艺术也因而发达，佛像多以泥土、漆灰为原料，佛画以壁画为主，样式则多为融合希腊、罗马、波斯、大夏、印度等风格的犍陀罗艺术，此外还有回纥式、喇嘛式等。七世纪以后，中国美术色彩渐浓，遗物多见于吐鲁番一带。至于取材范围，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观音、文殊等菩萨，绘画以《贤愚经》、《六度集经》的故事为对象。经典的编纂、书写、翻译也极盛行，仅高昌、于阗二地，就发现了中阿含、般若、秘密等二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