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北美雨林里的“玛雅文明密码”
中美洲危地马拉的热带丛林如今内战、毒品交易和犯罪肆虐，但这里也是古代玛雅文明的西部边陲。三年前，在团队发现了玛雅建筑的小片遗迹后，亚利桑那大学日裔人类学教授猪俣健(Takeshi Inomata)随即使用新技术对整片雨林进行了激光雷达扫描。这次采用新技术进行勘查几天后，猪俣健团队取得一张激光雷达扫描的裸露地表模型图。猪俣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称，“那张图分辨率很低，但我们依然分辨出了那个巨大的建筑形态。”
2020年6月，猪俣健及其团队的初步发掘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在墨西哥菲尼克斯地区的临近危地马拉边境的区域，一个约公元前1000年建造的，长约1400米、宽约400米的祭祀平台遗址，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玛雅建筑遗址，也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玛雅大型建筑，可能将人类所知的玛雅城市文明历史前推300年。此外，这处遗址与多数玛雅文明城市遗址的金字塔式祭祀建筑完全不同。
自1983年第一次踏上洪都拉斯的玛雅考古基地以来，猪俣健早已闻名于考古学界。主持本次发掘工作之前，他穿梭于内战、毒品交易泛滥的中美洲，担任多个玛雅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其中包括玛雅考古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013年在上海国际考古论坛上被评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危地马拉境内的塞巴尔遗址。
猪俣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菲尼克斯的新发现可能颠覆人们对玛雅古代社会构成与发展的既定认知。这位考古学家一直试图厘清神秘的美洲古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他看来，这不只是“考古”，也是“问今”，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源头，正是古文明的一大谜团，而危地马拉雨林中的古文明谜团正指向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源头。
先有城市，还是先有祭祀？
传统考古学认为，玛雅文明的发展是渐进的。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50年期间，一些小的村庄开始出现，人们从游牧状态转向永久定居模式。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250年期间，他们开始建造最早的金字塔。
“一般认为，玛雅文明和东亚文明的发展有很多相似性，”早年曾从事日本和中国考古的猪俣健对《中国新闻周刊》描绘了最常见的发展逻辑，“开始有大型的城市或定居点，然后社会发展了，产生了阶级等级和政治集权，最后能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祭祀建筑。”
不过，猪俣健介绍，玛雅文明的定居文化史比东亚文明落后很多，因为玛雅地区没有很大的人口基础，也没有像水稻那样的种植农作物。他们花了上千年时间才“驯服了玉米”，实现规模化种植玉米后，玛雅人才开始了更多的生产制造，像遥远的中国社会一样发展出城市、集权政府以及象征宗教与权力的金字塔。
金字塔也由此成为玛雅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半个多世纪以来，来往于菲尼克斯的考古学家都秉承这一逻辑在林间穿行，找寻高耸的金字塔遗迹，但是一无所获。但就在他们脚下郁郁葱葱的林木间，蕴藏着巨大的古文明密码。
猪俣健在菲尼克斯的发现描绘了一幅迥异于寻常逻辑的图景：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群茹毛饮血的渔猎和游牧部落聚集在一片开阔地。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共同的领导者，但或许因为长期的接触和共同面对的生活挑战而产生了相同的信仰。
他们要宣示自己的信仰，或许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部落居民加入信徒的队伍，或许只是为了完成一种被千年后的人类称为“祭祀”的集体活动，他们举起了捕猎、缝衣、制器的原始工具，垒土造台，平整土地。
菲尼克斯遗址周围并没有城市和大型居住点遗址。类似的情况在中国陕西的石峁遗址也曾出现，但石峁遗址建造时，古代中国社会已经有成型的居住点，人们会修建围墙、壕沟和城门，居住点内也有象征等级制度的大型公共空间。
菲尼克斯遗址似乎指向了一种结论：当玛雅人还在四处游猎寻找食物时，他们尚不知道如何构建长久性的居住区。在东方的中国步入封建社会时，他们先通过某种形式联结起来，修建一个用于祭祀的大型平台。
“甚至有可能的是，他们正是在建造平台的过程中，因为建造的需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组织，然后在这种组织领导下开始建造最初的城市定居点。”猪俣健猜测。如果这一切得到确凿的考证，那么就是对早期人类文明史的反向颠覆。不过，人类文明发展固然有相似性，但并不都基于同一种简单的逻辑。
“一些人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及问题，但也有很多人强调不同社会和文化的自我特征。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一种平衡与结合。如果你只关注于寻找规律，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陷阱，对玛雅文明这种具体的社会发展案例而言，很可能是不公正的。”
金字塔的高度与权力
初步发掘报告指出，菲尼克斯遗址中有5个长度小于400米的祭祀高台和一个长度超过1公里的大型高台，高度都在10米左右。一些平台边缘有石壁垒成的矮墙，其间还有总长达6公里的“道路”连通。
这涉及400多万立方米土壤的堆填作业。按照玛雅前期城市文明的施工水平计算，这相当于一个人1300万天的劳作量。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一起到这里建设了祭祀建筑并举行了祭祀活动，然后又回到了各自活动的区域。” 猪俣健给出了一些猜想，但不认为那时出现了一个领导建造工作的人：“我现在还不敢判断那时候是否已经产生了一个权力中心。我们知道那时候人们并不是绝对平等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时社会已经出现了等级，而且当人们还四处迁徙，对他们进行统一控制也是很难的。”
像菲尼克斯遗址这样的大型祭祀建筑甚至可能不是权力的产物，人们或是处于一种“志愿”的状态参加了建设。这也可以说明这个祭祀遗址为什么是一个巨大的平台：所有人可以平等地站在一起活动。
考古发掘显示，菲尼克斯遗址在建成200年后就被玛雅人废弃。那正是金字塔开始出现的时候。一些早期玛雅文明政权也没有金字塔或只有比较矮小的金字塔，再往后才有了大型金字塔。这也是玛雅早期文明和晚期文明的区别之一：高大的金字塔是权力的象征，有权者可以走到塔的顶部去，让众人仰视。
在菲尼克斯遗址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只石灰岩雕塑的野猪。他们亲切地用当地语言将之称为“乔科”(Choco)，并惊叹于它的自然主义美丽。这与玛雅后期文明雕塑存在明显不同，后期雕塑是超自然主义风格，描绘的是神兽和所谓“受敬仰的人物”。
从平台到大型金字塔，从自然主义写实艺术到描绘神兽、人类之神，这样的艺术演变，正反映了玛雅文明从原始平等到等级森严的历史进程。而集权达到终极后，不平等阻碍了玛雅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动荡、战乱发生，等级制度和它的建筑象征一起被打碎埋葬，文明失落，直到千年后被考古学家们重新发现。
猪俣健团队的下一步的研究目标是关于建造了菲尼克斯遗址祭祀建筑的人。“他们处于流动的生活中，处于从渔猎向生产作物转型的时期，我们要探究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联
发掘菲尼克斯遗址时，考古学家同时也在面对当下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和战乱。“在危地马拉，因为政局动荡和内战频仍，民众对于政府早就丧失了信心。那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猪俣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试图引导他们遵守危地马拉法律，强调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强调保护雨林的重要性。我们试图和当地民众合作，也让他们从我们的考古发掘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这很难。”
在主持塞巴尔考古项目时，他们希望对更多的区域进行发掘，但许多地方属于私人领地，“而那些人又和毒品犯罪扯上关系，所以我们没法去探索。”2013年，塞巴尔遗址在上海国际考古论坛上被评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自1983年第一次踏上洪都拉斯的玛雅考古基地以来，猪俣健穿梭于中美洲，担任过多个玛雅考古项目的负责人，早已闻名于考古学界。但他的研究方向并非田野考古，而是人类学和政治学。
“我一直致力于探索古代玛雅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根本的问题，可以连接过去的社会与今天的社会，我希望能从一个漫长的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猪俣健强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知道，我们并不只是在发掘古代社会，考古学也一直在思考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联，那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变化的内涵。”
在他看来，考古学并不直接解决当下的问题，但却是指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如何走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形态？”等问题的源头，指向今天的社会不平等、动荡与战乱的发展轨迹。菲尼克斯的原始建造，与今天危地马拉分裂而各自为政的社区，冥冥中正存在着这样的连结。
2020年6月，猪俣健及其团队的初步发掘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在墨西哥菲尼克斯地区的临近危地马拉边境的区域，一个约公元前1000年建造的，长约1400米、宽约400米的祭祀平台遗址，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玛雅建筑遗址，也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玛雅大型建筑，可能将人类所知的玛雅城市文明历史前推300年。此外，这处遗址与多数玛雅文明城市遗址的金字塔式祭祀建筑完全不同。
自1983年第一次踏上洪都拉斯的玛雅考古基地以来，猪俣健早已闻名于考古学界。主持本次发掘工作之前，他穿梭于内战、毒品交易泛滥的中美洲，担任多个玛雅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其中包括玛雅考古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013年在上海国际考古论坛上被评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危地马拉境内的塞巴尔遗址。
猪俣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菲尼克斯的新发现可能颠覆人们对玛雅古代社会构成与发展的既定认知。这位考古学家一直试图厘清神秘的美洲古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他看来，这不只是“考古”，也是“问今”，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源头，正是古文明的一大谜团，而危地马拉雨林中的古文明谜团正指向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源头。
先有城市，还是先有祭祀？
传统考古学认为，玛雅文明的发展是渐进的。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50年期间，一些小的村庄开始出现，人们从游牧状态转向永久定居模式。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250年期间，他们开始建造最早的金字塔。
“一般认为，玛雅文明和东亚文明的发展有很多相似性，”早年曾从事日本和中国考古的猪俣健对《中国新闻周刊》描绘了最常见的发展逻辑，“开始有大型的城市或定居点，然后社会发展了，产生了阶级等级和政治集权，最后能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祭祀建筑。”
不过，猪俣健介绍，玛雅文明的定居文化史比东亚文明落后很多，因为玛雅地区没有很大的人口基础，也没有像水稻那样的种植农作物。他们花了上千年时间才“驯服了玉米”，实现规模化种植玉米后，玛雅人才开始了更多的生产制造，像遥远的中国社会一样发展出城市、集权政府以及象征宗教与权力的金字塔。
金字塔也由此成为玛雅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半个多世纪以来，来往于菲尼克斯的考古学家都秉承这一逻辑在林间穿行，找寻高耸的金字塔遗迹，但是一无所获。但就在他们脚下郁郁葱葱的林木间，蕴藏着巨大的古文明密码。
猪俣健在菲尼克斯的发现描绘了一幅迥异于寻常逻辑的图景：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群茹毛饮血的渔猎和游牧部落聚集在一片开阔地。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共同的领导者，但或许因为长期的接触和共同面对的生活挑战而产生了相同的信仰。
他们要宣示自己的信仰，或许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部落居民加入信徒的队伍，或许只是为了完成一种被千年后的人类称为“祭祀”的集体活动，他们举起了捕猎、缝衣、制器的原始工具，垒土造台，平整土地。
菲尼克斯遗址周围并没有城市和大型居住点遗址。类似的情况在中国陕西的石峁遗址也曾出现，但石峁遗址建造时，古代中国社会已经有成型的居住点，人们会修建围墙、壕沟和城门，居住点内也有象征等级制度的大型公共空间。
菲尼克斯遗址似乎指向了一种结论：当玛雅人还在四处游猎寻找食物时，他们尚不知道如何构建长久性的居住区。在东方的中国步入封建社会时，他们先通过某种形式联结起来，修建一个用于祭祀的大型平台。
“甚至有可能的是，他们正是在建造平台的过程中，因为建造的需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组织，然后在这种组织领导下开始建造最初的城市定居点。”猪俣健猜测。如果这一切得到确凿的考证，那么就是对早期人类文明史的反向颠覆。不过，人类文明发展固然有相似性，但并不都基于同一种简单的逻辑。
“一些人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及问题，但也有很多人强调不同社会和文化的自我特征。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一种平衡与结合。如果你只关注于寻找规律，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陷阱，对玛雅文明这种具体的社会发展案例而言，很可能是不公正的。”
金字塔的高度与权力
初步发掘报告指出，菲尼克斯遗址中有5个长度小于400米的祭祀高台和一个长度超过1公里的大型高台，高度都在10米左右。一些平台边缘有石壁垒成的矮墙，其间还有总长达6公里的“道路”连通。
这涉及400多万立方米土壤的堆填作业。按照玛雅前期城市文明的施工水平计算，这相当于一个人1300万天的劳作量。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一起到这里建设了祭祀建筑并举行了祭祀活动，然后又回到了各自活动的区域。” 猪俣健给出了一些猜想，但不认为那时出现了一个领导建造工作的人：“我现在还不敢判断那时候是否已经产生了一个权力中心。我们知道那时候人们并不是绝对平等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时社会已经出现了等级，而且当人们还四处迁徙，对他们进行统一控制也是很难的。”
像菲尼克斯遗址这样的大型祭祀建筑甚至可能不是权力的产物，人们或是处于一种“志愿”的状态参加了建设。这也可以说明这个祭祀遗址为什么是一个巨大的平台：所有人可以平等地站在一起活动。
考古发掘显示，菲尼克斯遗址在建成200年后就被玛雅人废弃。那正是金字塔开始出现的时候。一些早期玛雅文明政权也没有金字塔或只有比较矮小的金字塔，再往后才有了大型金字塔。这也是玛雅早期文明和晚期文明的区别之一：高大的金字塔是权力的象征，有权者可以走到塔的顶部去，让众人仰视。
在菲尼克斯遗址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只石灰岩雕塑的野猪。他们亲切地用当地语言将之称为“乔科”(Choco)，并惊叹于它的自然主义美丽。这与玛雅后期文明雕塑存在明显不同，后期雕塑是超自然主义风格，描绘的是神兽和所谓“受敬仰的人物”。
从平台到大型金字塔，从自然主义写实艺术到描绘神兽、人类之神，这样的艺术演变，正反映了玛雅文明从原始平等到等级森严的历史进程。而集权达到终极后，不平等阻碍了玛雅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动荡、战乱发生，等级制度和它的建筑象征一起被打碎埋葬，文明失落，直到千年后被考古学家们重新发现。
猪俣健团队的下一步的研究目标是关于建造了菲尼克斯遗址祭祀建筑的人。“他们处于流动的生活中，处于从渔猎向生产作物转型的时期，我们要探究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联
发掘菲尼克斯遗址时，考古学家同时也在面对当下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和战乱。“在危地马拉，因为政局动荡和内战频仍，民众对于政府早就丧失了信心。那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猪俣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试图引导他们遵守危地马拉法律，强调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强调保护雨林的重要性。我们试图和当地民众合作，也让他们从我们的考古发掘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这很难。”
在主持塞巴尔考古项目时，他们希望对更多的区域进行发掘，但许多地方属于私人领地，“而那些人又和毒品犯罪扯上关系，所以我们没法去探索。”2013年，塞巴尔遗址在上海国际考古论坛上被评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自1983年第一次踏上洪都拉斯的玛雅考古基地以来，猪俣健穿梭于中美洲，担任过多个玛雅考古项目的负责人，早已闻名于考古学界。但他的研究方向并非田野考古，而是人类学和政治学。
“我一直致力于探索古代玛雅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根本的问题，可以连接过去的社会与今天的社会，我希望能从一个漫长的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猪俣健强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知道，我们并不只是在发掘古代社会，考古学也一直在思考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联，那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变化的内涵。”
在他看来，考古学并不直接解决当下的问题，但却是指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如何走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形态？”等问题的源头，指向今天的社会不平等、动荡与战乱的发展轨迹。菲尼克斯的原始建造，与今天危地马拉分裂而各自为政的社区，冥冥中正存在着这样的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