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208卷纸经、203块木经修复记

修复师用特制竹签将卡在经板上的积墨一点点剔除摄影　记者袁艺

先“蒸”后“揭”复原纸经 特制竹签清木经积墨

前不久，云居寺珍贵文物修复成果展在云居寺药师殿北配殿开幕。此次展览是云居寺首次向社会大众展示文物修复阶段性成果，现场展示的已修复完成的明代纸经和清代《龙藏》木经板吸引了无数观众。修复一件文物需要经过哪些工序？为何四年修复的文物寥若晨星？北京青年报记者日前走进了修复师的工作室，为您揭开文物修复的神奇面纱。

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经号称“三绝”。去年，云居寺的石经原石与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等珍贵文物共同在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经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进行鉴定，云居寺的纸经和木经属于国家级文物，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但这两宗珍贵文物在辗转保存过程中，因历史、保存条件等诸多原因，出现了多种病害。2016年起，云居寺启动纸经、木经的文物保护工作，历时四年，目前云居寺已完成208卷纸经和203块木经板的修复工作。

95后修复师用特制竹签

清除木经板上的积墨

走进木器漆修复部，一块块被编着号的木经板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这些木经板有的上边被虫蛀过，有的已经出现裂隙和变形，有的则已经糟朽到快要断掉。

修复师朱肇旌正在伏案工作。他先是对木经板进行干式清洁，拿软毛刷和棉签去除表面的灰尘和霉菌，继而用蒸汽清洗机把经板表面的积墨软化，再用特制的竹签将卡在经板上的积墨一点点剔除。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竹签”，朱肇旌告诉北青报记者，清除木经板上的积墨是修复工作的关键一环。竹签这种工具就变得尤为重要，朱肇旌和其他几位修复师会根据自己的“顺手度”制作出专属竹签，他的竹签是“两头”的，粗的一头用来清洁木经板上微生物的残留，细的一头用来清理字口间的积墨。朱肇旌1米8的大个儿，每次在使用竹签时，都弯成90°，头几乎要“埋”进木经板里。修复部的温度保持在20℃左右，朱肇旌的鼻尖却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手中的竹签，早已没有了竹子本身的颜色，完全被墨覆盖了。清理积墨是一细致活儿，朱肇旌像一个雕刻师一样，一点一点地将多余的积墨剔除。清理一块复杂的木经板，他往往要用一周的时间。

朱肇旌是一名95后，大学学的是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别看年龄不大，但技术很“老练”，和他一起承接这项修复任务的还有6名修复师，都是95后，刚大学毕业没几年。这群年轻人时常在修复台前一坐就是一天，他们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自己手中的那块木经板“交流”。他们用了近两年时间，修复了203块清代《龙藏》木经板。

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不仅是修复，还有保护。同样是修复师的魏子茗告诉记者，很多木经板因年代久远而变得十分脆弱，往往看似完整，但里边是空的，一碰就会塌下去，这不仅需要他们轻拿轻放，在修复的时候还要“悠着点劲儿”，在清理完成后，要按比例调和出一种特制的胶，一遍一遍地刷在木经板上，让胶慢慢渗透进去，对木经板进行加固。

刘国胜是故宫博物院木器修复组的老师傅了，退休后专门被邀请来现场指导。但在刘国胜看来，修复木经板和修复故宫的木造家具还不一样，首先材质就不一样，修复木经板的很多传统修复工艺他也是第一次接触。“每块木经板都有字”，如何保证在修复的同时对木经板上的字体做到“最小干预”，也是此次修复工作的一项挑战。

修复师将“书砖”一页页剥离开 摄影/任毅

用古籍修复方法“蒸揭”

将“书砖”一页页剥开

如果说木经板的修复工作需要精益求精，那么对“薄如蝉翼”的纸经修复就更是如履薄冰了。与石经和木经相比，纸经显得尤为单薄，“安全性”是纸经在修复过程中首要遵循的原则，每道工序在开始前都要有安全预案、修复中有保障、事后有评估。

对此，有着三十余年经验的原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专家张平深有体会。

“我们拿到纸经后，首先要对它进行检测，就像医院要给病人开化验单一样”，张平告诉北青报记者，纸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除了自然破损外，还有人为翻动，损坏不可避免。这些纸经存在水渍、断裂、絮化、虫蛀等多种顽疾，还有古人修复时不平整的地方。张平和其他修复师既要“对症下药”，又要保证纸经的“整旧如旧”，“让纸经延续其原有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张平说。针对酸化严重的纸张，他们要用弱碱性物质进行中和，提高纸张的ph值，以延长其保存寿命。对于古人修复时不平整的书页，要揭开、展平，但对于古人“打的补丁”要进行保留。

在纸经所有病害中，“粘连”是最常见也是最难修复的一项。很多纸经霉变后粘连得非常“实”，俨然一块沉甸甸的“书砖”。针对这种病害，张平沿用了古籍修复方法——蒸揭。即在锅里蒸10分钟，“趁热”把纸经拿出来一页页剥离，粘得严重的纸经一次只能“揭”开一厘米，一册纸经的“蒸揭”需要重复数十次。

除了传承古籍手工修复方法，这次也运用了机器的修复方法。张平告诉记者，有些书籍已经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这样的书籍就需要用托裱的方法进行修复，托裱后又需要使用浆糊黏合，但浆糊会引来虫子，不利于纸经的保存。此次，他们专门使用了纸浆补书机进行修补。据张平介绍，纸浆补书机是上世纪90年代国家图书馆自主研发的设备，在修补前，先是用打浆机把纸张分离成纸纤维，然后将书页平铺在一张丝网上，随后在纸浆补书机中注入3寸深的水，并把纸纤维倒入水中。一切就绪后，启动补书按钮，水流开始下泄，水和纸纤维一起通过书页缺损处后，丝网会将纸纤维拦截下来，从而补全书页缺损部位。这还不算完，补完后需要将书页取出压实、晾干。

“虽然我们纸浆补书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但因为之前的补书机都只补一些小的书籍，补这么大的纸经还是第一次。”张平告诉北青报记者。

修复师朱肇旌正在对木经板进行清洁

纸经和木经板的病害调查

用了一年半时间

2016年，云居寺就正式开启了纸经和木经的文物修复工作，但直到2019年，修复工作才正式开启。在这个过程中，关于纸经和木经板的基础病害调查和研究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正式修复前，研究团队需要对纸经和木经板进行“体检”。说起那段调查时光，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何海平至今仍记忆犹新。何海平参与了此次木经板的调查工作，他回忆说，每次调查都需要走进云居寺的木经板库房，那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冬天阴冷，寒气逼人，穿多厚的衣服都无济于事；夏天酷热，进去不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木经板有其自身的重量，有的木经板长近80厘米，宽近30厘米，大概有4斤重，“拿的时候需要用双手”，何海平告诉北青报记者，一边小心翼翼地捧着，一边还要一丝不苟地查看其“病害”，每一块木经板需不需要修，需要修什么，都要记录在案。但这还不是最“煎熬”的，由于木经板已经在库里“沉睡”多年，在拿木经板的时候，往往板还没拿到手里，上边的灰尘已经洒落了一脸。“也要忍着，不能咳嗽和打喷嚏”，何海平说，很多木经板已经腐烂了，很可能在打喷嚏的一刹那，就会被“震”裂。

前期的调查工作繁重，回来后的总结工作也不轻松。何海平说，在经历了一年的实地调查后，研究团队还要对当时拍的照片进行一张一张地筛选，对记录的数据进行汇总，最终得出一个长达几百页的研究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制定出详细的修复方案，才能进入正式的修复工作。而这个方案，就是后期修复师们修复时的重要参考。

内存

云居寺纸经、木经

保护刻不容缓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寺院珍藏着22000余卷明代纸经、7000余块清代《龙藏》木经板，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与房山石经并称为“云居寺三绝”。由于历史、保存条件等诸多原因，其保存状况逐渐出现了病害隐患，年代久远、虫蛀、霉变、缺损等问题日益凸显，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已难以完整体现，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为了保护这两宗珍贵的文物，2016年，在云居寺首届晒经节上，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签订《云居寺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保护协作意向书》，正式启动了科学化、规范化的保护工作。同年11月，云居寺藏纸经、《龙藏》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计划书以及云居寺藏明代纸质经书、《清龙藏》木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先后编制完成。2019年初，第一阶段的修复工作正式开启。

“文物保护修复的原则就是保护现状、恢复原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胡东波教授说。胡东波及其团队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的配合下，开始对纸质经书、木质经板进行前期病害调查。他们针对病害情况，经过科学论证，先后编制完成云居寺藏纸经、《龙藏》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计划书以及云居寺藏明代纸质经书、《龙藏》木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方案。“需要通过灭菌、清洗、脱酸等步骤把这些文物从目前的状况中摆脱出来，随后再根据修复情况适当调整方案。”胡东波说。

项目实施期间，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与修复方还多次邀请国内文物专家指导工作、教授修复技术，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使病害得以消除、劣化得以控制，文物本体寿命得以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