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他们守着《剩山图》

《剩山图》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浙博馆员那里，都得到了悉心保护，第一位就是周其忠。

周其忠回忆，虽然省文管会和浙博1962年就合署办公了，但由于双方的办公地址一开始都没变，《剩山图》仍旧保存在环城西路20号省文管会办公的一幢洋房。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战备状态。1970年5月，为了保护战备状态中的文物，文管会保管的文物与浙博所藏的一级二级文物被统一装箱，进行转移。

周其忠（1954年进入浙博， 1972年至1985年任保管部主任）

“我记得当时文物总共装了116箱，先是转移到临安的一家军工厂，随后又送到了丽水山区龙泉县的一座山坳里头。就在这些文物转移到龙泉之后不久，我就被派到龙泉去看守这些文物，这算是我跟《剩山图》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吧。”周其忠说，当时条件艰苦，大多数书画都是“裸体”装箱的，而从私人那里收来的《剩山图》，因为有一个红木盒子作为外壳保护，在一群文物中显得有些特别。

直到1971年8月，这批文物才又回到杭州。由于浙博孤山的房子并不适合放文物，省里决定把省委党校宿舍区里一幢两层楼宿舍调借给浙博当做文物库房。“当时我们去看了看这个宿舍。说实话，这个宿舍离文物库房的标准差了十万八千里。屋顶是漏雨的，窗户闭不上，进口处的大门也是木头做的，要是有扒手进来，随便拿走几件文物实在是太方便了。我们马上进行修整。”

因为库房身在省委党校的宿舍区，每天总是有三教九流跟它擦肩而过，特别是一些小贩，喜欢东看看西看看。于是周其忠对外只宣称这里只是“浙江博物馆的办公分部”。

虽然该做的都做了，可周其忠总觉得，像《剩山图》这样的珍贵文物，就这么放在宿舍的二楼，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还是不安全。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定做一只又大又重的铁制保险箱，把《剩山图》等珍贵的书画文物都锁在里面。“我自己设计这个保险柜，然后送往嘉善的一家工厂定做。这个保险柜有现在的双开门冰箱那么大，好几百斤重，有两道门，每一道门都需要输入密码。开启第二道门后，便是一层一层的抽屉，抽屉需要用钥匙打开。保险柜交付后，《剩山图》就放在保险柜的抽屉里。”

查永玲（1976年进入浙博，1977年至2004年一直在保管部工作）

就这样，《富春山居图》终于有了一个相对防盗、防潮、防腐的安身之所。1984年，浙博的古荡新库房落成，保险柜被搬进新库房。2001年，浙博专门保存书画的恒温恒湿库房在孤山落成，《剩山图》也离开了相伴多年的保险柜，进入恒温恒湿的新家至今。　《剩山图》被锁进保险柜之后，把守保险柜的重任，落到了谁的身上呢?周其忠告诉记者，当时浙博只有一人记得这保险柜密码，这幅画无论是要展出还是查阅，都需要此人来将保险柜打开，这个人就是查永玲女士。

　查永玲的记性很好：“我大学学的是历史，对中国传统书画可以说是门外汉，进了博物馆之后，没多久就被分配到保管部书画库。既然是保管员，一切书画作品的进出自然由我负责。当时我记得《剩山图》是和沈周的《湖山佳趣图》放在一个抽屉里的。那时，博物馆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展厅面积小，展示设施差，除了固定的专题展览外，很少举办书画展。除了有几个专家来库房鉴赏外，一般很少动用《剩山图》，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

1979年的1月，浙博领导决定举办馆藏书画精品展览。浙博精选了馆藏的70多件古代书画珍品，在当时全馆最好的展厅中展出，“这在我的记忆中，《剩山图》是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查永玲说。

1985年，周其忠退休，查永玲继任浙博的保管部主任，继续守护着《剩山图》。2001年，查永玲偶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月刊》总216期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剩山图》与《富春山居图(无用本)》笔墨有八不合：一为纸色不一，二为墨色不同，三为山不相连，四为皴法不对，五为苔点不类，六为树木不同，七为小屋相异，八为水不相接;进而对《剩山图》是否是《无用师卷》的前半部分提出了质疑。

对此，查永玲收集了大量有关《富春山居图》的历史资料，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文，撰写了《〈剩山图〉质疑之辩疑—兼论〈富春山居图〉的绘画风格》一文，发表在《故宫月刊》总255期上，将提出的8个质疑逐条进行反驳。

2003年，查永玲应邀前往台湾讲学，很想一睹《富春山居图之无用师卷》的风采。遗憾的是，她没能如愿。 “当时我曾向台北故宫方面提过这个想法，没有下文。当时台北故宫书画处的负责人也很歉意地表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我们能期望的，就是这两幅画什么时候真的能够一起展出。”

现在，双方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作为保管《剩山图》最长时间的人，查永玲回想起一切，感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