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艺术当代》+李磊

天光蝶影共徘徊

李磊：追索个体与这个时代的关系

编者按：李磊独特的艺术语言不仅强调了中国艺术的洒脱、即兴特点，而且呈现了绘画、雕塑、诗瓷在视觉语言和文化语言上的统一和变化，并注入了很多情感性的表达。2021年“陌上花开——李磊艺术展”在上海静安雕塑公园艺术中心举办，大型装置《慈悲颂》、抽象绘画《止观》系列、《归云》系列、《江南行》系列、《忆江南》系列等，以及二百余件诗瓷作品，包括《慈悲花开》系列、《再生》系列、《八百年前我的城》等，共同彰显着李磊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集成艺术”。

李磊将自己定义为一位研究型的艺术家，以其个人经历出发并以问题为导向，追索个体与时代的关系。近两年，李磊在进行主题为“金陵怀古”的水墨新尝试，将他的抽象实践与水墨艺术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艺术创作需要一头根植于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一头拓展来自不同文化的养料和可能性。

“陌上花开”——花的意象

艺术当代（以下简称“艺”）：继“海上花”“天女散花”“诗象”，2021年您的最近个展“陌上花开”呈现了您的哪些思考？“陌上花开”的灵感来自哪里？“陌上花开”与之前的“海上花”和“天女散花”有没有内在的逻辑线索和关系？

李磊（以下简称“李”）：一般一至两年，我会做一个比较大型的个展并出版一本书，作为一个阶段性课题和思考的总结。我将自己定义为研究型的艺术家，从我的个人经历和机遇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探讨在时代背景之下，人们所面临的一些交集和矛盾。在我的艺术创作中，我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观察，来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等，在纵向和横向的坐标体系中去呈现个人与社会的碰撞，以此来保持我内心的活性，这是我的方法。

“陌上花开”与每两年我所研究的不同课题是有关联的。我从2014年做“海上花”，2016年做“天女散花”，到2021年做“陌上花开”，也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每个展览都是基于我研究主题的变化而发生转化的。“海上花”对应的主题是生命的悲怆，当时世界虽然外表看上去越来越绚丽和喧嚣混乱，但是内在的紊乱、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被掩盖了，因此我所要表达的是从绚烂向糜烂所转化的那个刹那和临界点。“天女散花”探讨的主题是生命的本质，关乎生老病死以及不确定性。这是一种追问，没有明确的答案。“陌上花开”对应的主题则是人类的情愫。吴越王钱镠寄予妻子的一份情愫：“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从中我们可以受到启迪，人与人、人与家庭，乃至人与社会的感情纽带，背后反应的是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复旦大学哲学孙向晨教授写过一本书叫《论家——个体与亲亲》，讲述了当代中国在充分开放的社会形态下个体、集体、家庭、传统、创新的人的关系及可能性。我的“陌上花开”展现的也是这些问题。

艺：“海上花”“天女散花”和“陌上花开”，“花”对您来说，是否具有特殊的意象？

李：1995年我创作的第一幅抽象作品就和“花”有关，取名为《葬花》。那时候我并没有想画抽象画，而是想通过色彩及点线面营造一种画面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把生命的本质表现出来。在我们感知的世界里，生命是一轮又一轮地循环着，有花开就会有花落，开放得再美的花朵也会有谢幕的时刻，旧有花朵的凋零会成为下一轮生命的滋养。因此我认为花可以象征一种向死而生的坦然和淡定。

“诗瓷”——文人的意象

艺：在什么契机之下，您开始了瓷器创作？您觉得瓷器可以承载哪些艺术表达？您提出的“诗瓷”概念中，重点是“诗”还是“瓷”？

李：我曾经去景德镇凭吊瑶里古窑遗址，从隋唐萌芽，宋元兴起，明清全盛，在近千年的瓷文明的历程中，这里一直是一个庞大的手工产业现场，它的兴衰与人民生活及出口贸易息息相关，但在这样一个庞大而悠远的现场就是没有生长出以抒情遣兴、明理言志为目的的“文人瓷”，我不知就里，但是我有志于去尝试一种更加具有挑战性艺术表达，我希望我的“诗瓷”能够成为真正的“文人瓷”。

对于瓷器创作，我的第一定位其实不是技术定位，而是文化定位。“诗瓷”很上口，有文化考量、有创作的考量，也有市场的考量。我不是在做瓷，而是在写诗，我用瓷来写诗，每一件作品都是一首诗。“诗瓷”的重点不是瓷，而是诗，是用瓷的语言吟诵出的一段段诗句，是凝固在特定形体中的情感与哲思，是烈火烧冶出来的可见的精灵。每一件诗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去品读，每一件作品蕴含我创作上规律性的部分，但也有特别的、个性化的部分。每一件作品也标示着一个文化的导向，同时也包含了创作中情绪的波澜和激荡。我多年做抽象艺术，对色彩的敏感度可以运用到诗瓷釉色的处理，这也是我的“诗瓷”的独特之处。目前，“诗瓷”系列已经有二百多件作品。

反过来去看《慈悲花开》，每个瓷杯都是温润敦厚的，没有锐利的角，跟人很亲近。我在杯口上面我还绑了一块丝绸，增添了一个层次，一种柔软和坚硬的结合，一种规则和变化的结合，是一种激荡和绽放。

艺：从抽象绘画、雕塑、装置艺术到瓷器创作，您如何在不同的媒介之间进行创作的转变？就此，您提出了“集成艺术”的概念，您将整个展览看作是一整件作品，“集成艺术”具体是如何运用在“陌上花开”之中的呢？

李：2014年我就开始探索集成艺术。所谓集成艺术就是将绘画、装置、雕塑等各种艺术混合在同一个空间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氛围。作品与作品之间有所关联，共同讲述一个主题。可以说，整个展览就是一件作品。2014年“海上花”，上海当代艺术馆因为场馆条件很特别，它不是白盒子式的展厅，而是一个通透的玻璃大棚，于是用“集成艺术”的方法做沉浸式的展览就成了我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此后的大型个展都是用“集成艺术”的方法做沉浸式展览。2016年“天女散花”，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全部展厅和公共空间我都用了，做成的“集成艺术”营造了非常好的展示氛围。2019年“诗象”在伦敦3812画廊展出，这次展览的是绘画，但是对这些绘画却是做了新的“集成艺术”组合，大大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和心理空间。这次“陌上花开”也是延续以前用“集成艺术”的方法做沉浸式展览的大方向，但是因为主题不同，场馆的空间结构不同，在具体的作品安排和空间塑造上是用了一些不同的方法。比如“诗瓷”组合就是第一次在大展上集中亮相。在空间处理上更加多地借用中国传统园林造景法的通透与回旋，做到移步换景、主次衬景、远望借景、游人入景等效果，这可能是对静安雕塑公园特有的园林氛围里的新创造。

在“陌上花开”我想实现三个空间层次的需求：第一个层次，我单体的作品，一幅画或一件“诗瓷”，它本身尤其审美价值值得去看。第二个层次就是“集成艺术”，一种组合关系，一组绘画或一组诗瓷，并列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感觉。比如，一面墙两幅画，其中的心理空间感瞬间就拓展了。比如，一件件《慈悲花开》合起来叫做《慈悲颂》，从个体的生命愿望延伸至集体的愿景，是一种能量场的聚合。第三个层次是将这些聚合的“集成艺术”彼此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串联，最后形成一个更大的空间场域。一条彩色的丝绸从两层通透的空间垂下来，一直倾泻在灰色的地板上，条条色彩呼应和串联起周围斑斓的抽象绘画和“诗瓷”作品。当阳光从天窗射下来，圆形的光斑如一个眼睛，形成了一个形与色的交相辉映的精神场所。由此而实现“空间叙事、空间抒情、空间思辨”。

水墨——文化的意象

艺：您对抽象艺术的理解是什么？您认为原生于中国的抽象艺术有哪些独特之处？

李：抽象艺术对于我来说已然完全地“中国化”了，本来艺术没有必要分中国和外国，只要感动人就是好作品。抽象艺术一直被认为的泊来品，其实不然。抽象艺术形成的思想体系和创作流派确实大多在西方国家，然而抽象思维和创新实践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各个文明体都在实践的。我以抽象艺术造型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文化的诗性气质，自然就形成了中国式的“诗性抽象”。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周宪老师曾经在2017年带领团队就此进行过专题研究，也取得了研究成果。我觉得在这个领域的中国艺术家很多，他们的艺术成果都值得人们多了解、多欣赏、多研究。

艺：近两年您也涉猎了水墨艺术，近期您在做的水墨创作是什么？

李：我一直在变，我也在寻找各种契机，通过不同的契机、空间、主题的一些变化我来创作相应的作品。最近我在做水墨，也积累了一定量的水墨作品。虽然2017年我曾为“金陵怀古”这个主题创作了一系列抽象作品，但是如果是用水墨来画金陵怀古那就别有一番韵味了，更是一种对过往的追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作为文化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政治的聚汇点，我关注的是这个大开大合、大喜大悲的场域所形成的各种关系。我想追寻求索的还有一些问题。金陵不仅仅是一座古城，而且金陵本身是一种文化象征，它拥有江南文化的气质。从春秋楚国开始就在金陵设了一个驿站，魏晋南朝时金陵成为一个核心文化区，因此求索江南楚文化的根源和发展，可以发现它也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条主体性文脉。通过水墨这种介质，人们可以体会生命个体由承载着一些物质性痕迹的水和墨留存在绢、纸等载体上，这种观察水墨特性的内心体悟，是我想探究的一个角度。从根本性的概念——水、墨、纸、人展开以后，金陵的自然景观，包括山水、树林、秦淮河，还有人文情怀，包括城市、庙宇，很多元素都可以提取和挖掘。因此，“金陵怀古”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拓展，可以把抽象艺术与水墨艺术串联起来。

艺：“金陵怀古”也是一种对文化传统的追寻，那么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您会如何运用水墨将过去和当下联系起来呢？

李：水墨首先可以理解为材料，经过深厚的积累以后成为一种文化。换句话说，水墨开始是方法论，在积累过程中转化为一种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谈的当代水墨，无论它变形、变异、创新到什么程度，都是围绕着我们新时代的价值观来进行的。我们的社会形态、经济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评价体系都发生了改变。历史的价值观依然有它的价值，也是多元价值观中的一种。我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是要拉住两头，一头要根植历史，拉住自己的文化之根，一头要掌握未来，拉着世界文明的各种因素和可能性。

原文刊载于《艺术世界》2021年第五期

感谢徐可、夏清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