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艺术：纸本里的盂克双鼎

2021-08-06 11:43:44 来源:同古堂

▲《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

艺术自媒体/ 同古堂、撰稿人/ 林妹妹、图/秦汉胡同

「翰墨之韵，碑拓之美」
黑老虎，二元极简艺术

碑帖，俗谓“黑老虎”，其色多为黑白，亦有朱白，所呈现之鲜明色彩对比，若自然之阴阳、虚实、开合，奥妙无穷尽。

其极简“意象”之耐人寻味，亦甚是契合《易经》开篇所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物由此而生。”格物致知，万形万性，宇宙微小变化中，始见其永恒天机。故碑帖鉴赏，金石味与文人气息，亦多作类于“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意会，乃可得古香满纸，发思古之幽情。

场景图

事实上，自清乾嘉时期，因“碑帖分野”，阮元、翁方纲等考证梳理，“文人圈”中，金石学蔚为风尚。此后关于钟鼎金文、汉魏碑文之研究亦渐趋于鼎盛，诸文士并为之著书立说，可谓既承先贤余绪，又开一时新风。

更有甚者，则足迹遍殆荒山古野，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拓精致，亦或诸馆肆中，博求远购，此如黄小松深心嗜古，有“碑痴”之誉，可称“访碑第一人”也。

《陶斋评权图》

自左向右：端方、李葆恂、锡春臣、黄左臣、程伯臧

及至晚清民国时期，潘祖荫、吴云、吴大澂、陈介祺、王懿荣、郑文焯、端方等诸公，又将“金石考订”治学方式发扬光大。此外，西北简牍与敦煌遗书的发现，以及“时局动荡、兵燹频仍、社会失范”的大环境下，文人、书画家、学者等各类菁英群体，皆欲溯源华夏传统文脉，固守炎黄子孙之文化信仰。

如此前热剧《觉醒时代》中，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厅内挂满古碑拓片，可见周作人、鲁迅等，即有碑帖收藏、辑校石刻之癖。亦或如《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述有两汉至隋唐碑拓790种之多，鲁迅博物馆中藏有周作人旧藏拓片近二百种，也可知“顶级文人”周氏昆仲对于“碑帖”之所好。

《觉醒时代》剪辑

故“黑老虎”对普罗大众而言，其二元之“极简艺术”多是曲高和寡，然对于最高级文人、仕宦名流，则是神交古人，纸墨相发之“精神世界”，其思古之深情，一发而不可止也。

场景图

▼“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

传拓艺术、金石文化

而论及碑帖收藏，则大盂鼎、大克鼎、陈仓石鼓、秦汉瓦当、散氏盘等，可谓是如雷贯耳。其中“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其是有铭文之形制最大西周青铜器之一，原为潘祖荫旧藏，世代守护。解放后，其后人潘达于女士将此二鼎无偿捐赠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大盂鼎北上，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二鼎，镇守南北，护佑中华“鼎盛千秋，荣耀九州”。

大克鼎、大盂鼎

又6月18日，上博、国博“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开幕，大盂鼎、大克鼎时隔多年，再次相聚，引发热议。而碑帖收藏则若“煌煌巨篇、斑斑青史”述说并阐释着中国古代艺术与国人根深蒂固之“文字情结”。

正契于此，“秦汉胡同”联合“华亭文社”、“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举办“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以盂克二鼎百余年出土及流传经历，共计“文献资料”、“潘氏朋友圈的金石艺术”、“盂克双鼎全形艺术”等三个篇章，再现碑帖之传拓艺术与金石文化之美。

此亦令人钦服于潘氏为代表之文化精英“为国藏宝，慷慨捐献”的家国大义，也可以“鼎盛千秋”献礼于建党百年之盛事。

陈鹏举先生为展览题词

盂克双鼎全形艺术

清光绪年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大克鼎，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故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未久，即为时任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

而大盂鼎则于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其流传经历颇是复杂，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售予北京琉璃厂古董商，又复为宋金鉴以白银三千两购回。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以七百金转售予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袁氏又赠予左宗棠。咸丰年间，左宗棠因遭官场恶语中伤，幸得潘祖荫相救，乃以此鼎相赠。

遂“天下三宝，潘祖荫得其二”。

潘祖荫（1830—1891）

大盂鼎、大克鼎，是国之重器，而潘祖荫得此后，作为传家之宝，专门组织幕僚洗剔、传拓、观赏、释读和研究。

是次“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中，“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壶中室旧藏，铭文为“初出土拓本”，全形拓略晚于铭文，又吴大澂题名，王同愈长篇作长跋，极是难得，堪称海内外“第一大盂鼎全形拓本”。

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

道光、同治时期所传拓大盂鼎，多称为“初出土拓本”或“关中拓本”、“早期拓本”，归潘氏后，则多为光绪初年“京师拓本”。

“初出土拓本”对比“京师拓本”，盖因早先大鼎内壁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铭文“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成“三白”。故又有“二白本”、“三白本”之说。其中“二白本”因传世数量鲜少，更为难得。

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场景图

而此“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盂鼎足部和口沿铭文部位二次钤印“伯寅父审释彝器款识”，知为潘祖荫旧藏，其号伯寅。而大鼎内壁铭文为“二白本”，全形拓则为“三白本”，知此时“二”字已剜作“三”。此二不同铭文，齐拓一纸，诚可谓稀有也。

铭文细节图

大鼎内壁铭文，全形拓

吴大澂篆文题“盂鼎潘氏攀古楼藏器”。潘祖荫曾有斋号“攀古楼”，取搜求金石古玩，犹如攀援山峦，须脚踏实地之意。

攀古楼

又王同愈长跋，洋洋洒洒，近两千字，可谓字字珠玑，其先论及此大鼎之出土及递藏脉络，且引经据典，如《说文》《诗》《尚书》等，详尽考释铭文。其又对比陈侯因口敦、师虎敦等，最后考证了铭文中出现之官职及盂鼎来历。

跋文细节图

王同愈跋言款识“光绪甲申，愙斋师视师津门时命书丙辰冬月补志王同愈”。王同愈为吴大澂门人，《愙斋集古录》即王同愈为之整理成书，其亦是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外叔祖。而吴大澂则师事潘祖荫，吴湖帆为其嗣孙。

对比馆藏，此拓本无论椎拓之精（原器精拓），亦或铭文与全形拓囊括“二白本”、“三白本”于一纸，已然少有，更遑论潘祖荫、吴大澂、王同愈等顶级名家旧藏或题跋之金石、书法、艺术、文学等价值，故此谓之“第一大盂鼎全形拓本”，自不待言。

吴湖帆满跋《大盂鼎未剔本》

此为吴湖帆题跋《大盂鼎未剔本》，亦是稀见拓本，钤有潘祖荫“攀古楼”藏印，应是大鼎初归潘氏时所拓，字口尚未清理，为“二白本”，即“未剔本”，鼎下部每行二三字为锈所掩，然字划精神完足，又传世寥寥，自是较已剔本胜。

铭文细节图

是拓本中有吴湖帆长跋三则，其一言及“潘祖荫攀古楼庋藏大盂鼎、大克鼎，其形制为海内巨擘”，亦细数其来历。而“丁丑冬日为逊公兄题，吴湖帆”，其中“逊公”为许逊公（1893～？），江苏吴县人。毕业于中国公学高等商业专门科，曾任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上海大陆银行副经理，浙江银行监事等职。与吴湖帆为总角之交。

吴湖帆在《日记》中，曾言“余与逊公屈指已三十二年之老友，在上海友朋中总角之交以逊公为第一”。

吴湖帆题跋

题跋细节图

而题跋二，则是关于大盂鼎考，乃节录自其祖父吴大澂“盂鼎文考”，其中“王复斋《钟鼎款识》有南宫方鼎”，王复斋即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辑《钟鼎款识》。

题跋细节图

题跋三：“今春逊兄以盂鼎、散盘二拓真本相示，欲求其形，一时无从觅处，乃属吾甥朱君梅邨就影片缩摹成之，纤毫毕肖，精采焕发，胜前人所拓图形奚啻百倍，亦吉金中奇创也。因特拈出，以告考据家之赏鉴者。惜当初阮、陈诸公之不及见之。”

朱梅邨绘大盂鼎全形

可知此为许逊公以“大盂鼎、散氏盘”，嘱吴湖帆题跋并求全形。吴氏乃属外甥朱梅邨就“大盂鼎”影片缩摹，“散氏盘”则是郑慕康所绘。朱梅邨（1911-1993），名兆昌，号花野渔父，江苏苏州人。初从樊少云学画，后从舅父吴湖帆。1936年定居上海，鬻画为生。曾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是形绘可谓惟妙惟俏，将“大盂鼎”之厚重、沧桑、金石气息表露无遗，较之寻常拓片更得其韵，可称是“吉金奇创”也。“阮、陈诸公”应为阮元、陈介祺。

此拓本亦有吴湖帆题签，朵云轩旧藏。可谓来源有序，金石味、文人气俱足也，诚可宝之。

大克鼎铭拓

大克鼎亦分有“未剔本”、“剔后本”。其中，“未剔本”铭文虽漫漶不清，约三分之一文字不可辨识，然传本极稀，文物价值极高，上海图书馆素以馆藏丰富闻名海内外，然是鼎“未剔本”也仅存一件。

“剔后本”为光绪十五年（1889）春至光绪十六年（1890）秋潘祖荫去世前，这一年时间内传拓本。因潘祖荫收藏“大克鼎”不久后即离世，此后其家人又将原鼎运回原籍秘藏，故大克鼎的拓本数量，甚少也。（参考：仲威《从大盂鼎和大克鼎传世善本看潘祖荫的吉金收藏》）

是拓本即为“未剔本”，亦可珍。

端方旧藏小克鼎最大者全形拓

克鼎计有八尊，一大鼎，七小鼎（另有一说克鼎计7个）。其中，小克鼎七尊，体积大小各异，铭文数量、内容和器物纹饰则雷同，为膳夫克受周天子诰命所铸。

又西周鼎之使用制度森严，“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故克身份为诸侯，甚为尊贵。

细节图

是为“端方旧藏小克鼎最大者全形拓”，知其为“小克鼎”中形制最大者，其尊高、腹径略小于大克鼎，较之其余小克鼎，则大小差异明显。七尊小克鼎，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

参照《殷周金文集成》此“小克鼎最大者”最是接近上海博物馆藏，其备注：“克鼎共有七器，这是其中较大的一器”。

小克鼎，上海博物馆藏

是拓本钤盖朱文“匋斋”与白文“端方所藏”，知为端方旧藏。其为金石学家，著有《陶斋吉金录》，收藏甚丰。其收藏体系品类丰富，如多本《华山碑》及《刘熊碑》拓本的序列性收藏，或青铜柉禁等，奠定其晚清金石圈巨擘地位。又其逸事甚多，朋友圈亦囊括诸多金石考据名家，故其旧藏“金石碑帖”备受重视。

是本另有朱关田题跋，此亦是迄今所见唯一一件小克鼎全形拓本，知其意义非凡，更遑论之顶级金石名家旧藏矣。

场景图

展品中，另有大克鼎刺绣，可谓巨制。此作可谓绣女巧工，层次丰富，立体感亦是甚强，更为难得的是，其将青铜器之沧桑、斑驳古朴，皆完美表现，此非数十年之功，当难有此神技。

大克鼎刺绣

此专题中另有潘祖荫手稿、对联、信札等，也可窥其金石所好及文人雅气。

潘祖荫草书七言联

潘祖荫行书七言联

潘祖荫行草七言联

潘氏朋友圈的金石艺术

端方旧藏之“小克鼎最大者全形拓”，以其金石趣味，多会邀请同好题跋，然此件并未有只言片语，或有与潘祖荫所藏“大克鼎”合璧之愿，惜潘祖荫过世，又端方因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终未能如愿。

然足可见潘氏“金石收藏”之富，其朋友圈之金石艺术，亦是彼时金石学鼎盛之缩影，从“盂克双鼎”以及其手迹等，也可知一二。又是展览专题中，另有“吴大澂、郑文焯、吴云、王懿荣、吴湖帆”等旧藏碑帖或手迹，亦可再现潘祖荫朋友圈“好古敏求，考索绝学”，及其潘氏一脉，金石余绪不绝。

吴大澂博古玉器拓片四条屏

吴大澂可谓是晚清文人赏玩碑帖的典范。以“古玉”为例，其在任陕甘学政期间，于西安收集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玉，又经细心考证研究，断之为“三代礼器”。晚年时，又著《古玉图考》为后世古玉器研究提供范式，见其“玩物上志”、“格物致知”。

而所得古玉、吉金等古器物碑版，其又聘一流拓工或亲力亲为，使之代有传承，并乐此不疲。

此四帧条屏囊有古玉、泉范、瓦当、兵器、佛造像等十七种，又篆书题名，行书考证，于其形制、铭文、断代、来源考述颇详，书风则古朴，富有拙趣，尽得文士风流。而每个题跋，钤印枚枚讲究，使得“黑白”拓片中，又多一“朱色”之灵动。

是四屏书法、篆刻、拓印之精，金石古玉品类之多，俱可证其之难得。此外，其中“驵琮”、“古玉珑”二种原器著录于吴大澂《古玉图考》。“长乐未央千秋万世昌”九字瓦，为瓦当中之异品。“甘泉宫瓦”中有“千金”二字，亦为它瓦所罕见。

吴湖帆古器物四条屏

此吴湖帆青铜器拓本四条屏，分别为虢叔钟、齐王女壶、史颂敦、师酉敦。

虢叔钟

齐王女壶

史颂敦

师酉敦

据吴湖帆题跋，“史颂敦”原为吴家旧藏，后归“刘省三中丞”，即刘铭传。“虢叔钟”，则原为嘉兴张廷济旧藏，今归歙县程氏，与汀州伊秉绶旧藏虢钟同贮。“齐王女壶”（“王”或“候”须复证）为苏州曹秋舫旧藏，后属归安吴氏（吴云），此后又辗转顾氏、刘氏，最后为四明周氏（周湘云）所得。“师酉敦”亦是吴云旧藏，后为周湘云庋藏。

是四条屏，除拓印精美外，吴湖帆题跋，书法造诣深厚，亦为之增色不少，而其跋语所述，对于此四大名青铜器的递藏关系，有佐证之功。

吴湖帆题跋《周朱牼钟全形拓片》

据吴湖帆题跋“子清手拓此帧以赠”，知此为陈子青手拓本，又其另作跋“回忆随侍先父，携子清、卫士、渔臣游玄墓，已十年矣。松樵、中恕二僧相继圆寂，感制此词，并希子清和章。庚午（1930）冬十月望日，吴湖帆题于梅影书屋。”

可知民国九年（1920），其与从父吴讷士、叔父吴渔臣、表兄陈子清同游城西邓尉圣恩寺。得观方丈松隐所藏书画古籍及古器物，并与陈子清合拓其所藏春秋邾公牼钟。民国十九年（1930），友亚伟持此拓见示，吴湖帆感十年光阴，并于拓本墨笔考释铭文，记述金石流传。其亦作《摸鱼儿·侍先讷士公游邓尉，宿圣恩寺，与陈子清合拓邾公牼钟》（此词著录于吴湖帆年谱）一词题于诗堂。

此外，其跋言中，亦历数此钟原为曹秋舫旧藏，后为归安吴云“两罍轩”所有，此后则为端方收藏。

端方魏中尚方造铜香炉

此为端方藏魏中尚方造铜香炉铭拓，文曰：“青龙元年三月廿五日，中尚方造铜香炉，重三斤十两，第十二”，铭拓下以淡墨手绘全角，或为端方幕友黄士陵所作。有程颂万、王仁俊、金蓉镜、顾印愚、四家满题，考释款识及铭文书写者、营造官署及流传诸事。此本棰拓清晰，题记工致，为清季金石热之左证，亦是彼时文人之间以金石为媒、文以载道的风尚。

是专题中，另有吴大澂书札、书法、绘画等墨迹，亦有王懿荣手稿、黄士陵、郑文焯拓片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