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化与超越——论陈阳静的汉简草书创作

2019-08-26 22:19:34 来源:艺术中国

在草书史上，汉简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隶变的直接产物。汉简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后世的今草、狂草，同时也很难说它是典型的章草。因而它带有草书的应有特征，但又带有草书初始阶段的不确定性。这是隶变所赋予它的独特审美特征。不过，相对而言，汉简较接近于章草的早期形态特征。就章草而言，它是伴随着隶变产生的书体之一。在隶变过程中，隶书、行书、楷书皆在直接酝酿之中。而章草则始终处于动态的嬗变过程之中。由章草直接孕育产生出今草。但是至今为止的书史研究，尚无法确定章草的经典化创制是在汉魏确切哪个时期。

传史游、皇象《急就章》，究竟是出于后人伪托，还是章草典型？此外，如索靖《出师颂》也于上述史游、皇象《急就章》存在同一疑问，是伪托还是真迹？这些有关章草史实问题，由于长期难于厘清，所以章草的经典面目无法确定。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对史游、皇象《急就章》是存有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不是书史上章草的真实面目，但却又无法确定它究竟出于何代何人之手？除了章草书体书史真实性真伪莫辨之外，关于章草起源问题也是莫衷一是。按传统书史说法，一是章草产生于汉章帝时期。由于章帝喜好或用于奏章，故以之命名；再是元帝史游用之于书写《急就章》因称曰章草。

依现代书法史学立场来看，以上说法皆不确切，也于书史不符。因为，章草是直接产生于隶变，而隶变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隶变的突出特征是化觚为方，打破篆书的封闭结构，由空间到时间，使线条从结构的统辖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书写性。从笔法而论，捺势的出现是隶变的明确标志。在春秋晋《侯马盟书》及秦楚简中，捺势已开始酝酿产生，这构成后世章草、隶书的典型笔法特征。

从书体变革而言，隶变标志着中国古今文字的分界。因此，隶变具有广义性，是指从笔法到书体的整体变革。而这个变革时限的上限，应在春秋战国。章草即应运而生，因而章草的产生决不会在西汉时期。

作为隶变产物，汉简上承春秋战国《侯马盟书》，秦、楚简牍，是章草书体发展的重要体现，标志着草书在西汉时期的深化发展。由于章草经典化形态的不确定，而史游、皇象、索靖《急就章》、《出师颂》虽典正规范，但又并不可信，因而，在现当代章草接受史上，汉简反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章草典范。不论《居延》、《武威》，还是敦煌《马圈湾》，《神乌传》，皆以朴拙率真、烂漫恣肆的夭矫草意摇人心魄。过去人们受古代书法出土资料限制，只能从汉碑认识取法汉碑，而碑刻并非墨迹，由此造成对汉隶笔法认识的局限。

近现代汉简的大批发现出土，则使人亲睹汉人墨迹，使书家真切地体察到汉人笔法墨迹，同时，由于魏晋二王笔法，与汉简笔法一脉相承，并相距年代不远，书家通过汉简可以窥测到二王帖学本源，并从更为广阔的书史背景上，对帖学笔法进行宏观认识、探寻，这也是当代帖学能够冲破元明以来、赵董帖学末流，超越清代碑学障碍，而复归到帖学正脉的书史原因。

陈阳静的草书创作，带有新一代草书家的主体特征。这表现在二个方面：一、他将自身创作与当代书法史学研究的推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将自身创作定位于汉简，即在于当代书法史学，对汉简作为章草标志的史学定位，从而使汉简章草成为继汉碑之后，汉代书法的重要取法对象。

在很大程度上，一种书体进入创作视野之前需要史学定位与廊清。如甲骨文，从近代考古出土发现，到引入书家创作视野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同样，汉简自近现代发现出土以来，首先在学术界得到研究反映，罗振玉、王国维编纂出版的《流沙坠简》，即是汉简的首次出版面世；在后来近现代书法史上，汉简虽为书家所取法，但成就并不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汉碑的强势观念影响，遮蔽了书家对汉简的认识的深入。

加之，对汉简笔法的认识把握需要一个较长技术准备酝酿过程，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汉简书法的创作高度。陈阳静作为新一代草书家，他在充分认识把握汉简既有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将长期以来，少有书家难以广泛深入取法的敦煌木简、《居延》、《武威》汉简，作为创作取法目标，整合汉简草法，进行多字数汉简草书风格创作，使当代汉简创作臻于一个新的阶境。可以说这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价值体现。

同时，也显示出陈阳静作为新一代草书家的睿智与创造性；二、陈阳静选择汉简作为创作目标，避开当代中青年书家太多围绕魏晋二王帖学取法路径，这显示出他的创作胆识。因为相对于取法二王帖学的平实稳妥，取法汉简创作取得成就要困难的多。从当代汉简创作现实来看，一般名家写汉简，都是泛泛表面化的，而少有深入到汉简的内部精魄之中。

像高二适、魏启后那样化裁拓创汉简的大匠已不复可见。陈阳静对汉简的取法首重形似，而将汉简烂漫恣肆，翰飞神超的草书之势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本身就是当代汉简创作的超越。相较于一般名家，只能拿汉简集字作联句的创作水平，陈阳静可以随手拈来以汉简创作长篇诗文。这表明在当代新一代草书家中，汉简创作已完成了一种价值转换并进入更高层次。

临居延汉简

陈阳静的草书创作以汉简为主线，又兼采魏碑，篆隶以及颜真卿、杨凝式，八大、何绍基、追寻朴拙烂漫、宽博排奡风，从中表现出个性化的一已之思。他没有预流书法时风，以二王为惟一正宗，同时也没有表现出激进主义反传统立场，而是以开放的视野，理解、接受传统与经典，并将传统的现实审美实现与个性化风格塑造，视作传统的价值转换。

苏东坡《喜雨亭记》

陈阳静正是以对汉简的独到理解，以笔法上追寻到篆隶古法，从而建立起个体化的草书审美语言。由此，古意与浪漫，落实到笔法与风格上，便显示出某种有价值的开拓与启示；当代草书创作除“二王”之外仍有多元化的路径可走；而以书史真实的眼光，辩证认识与看待经典与民间书法，会生发出新的创造力。

清代碑学之后，对帖学笔法的认识陷于混淆，并丧失了讨源的能力与方向，而近现代书法长期以来强调碑帖融合——事实上是以碑统帖——导致帖学失去独立性。因此帖学内部发展最高产物的草书如何寻求发展，便构成当代帖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当代书法立场而言，上溯回到汉简，从汉简所蕴含的篆隶书法中，汲取草书笔法的骨力之美与丰富性，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