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入艺 · 以心化迹——著名画家张天霖山水画艺术感言
那么,异类在绘画艺术中又具有那些特性、特点和实际功能呢?概括地说:异则显,显则分—成点、成线, 突兀了然;出形、出景、出空间,凸显画眼。类则隐,隐则合—积点、积线,若即若离;成块、成面、成整体,彰显张力。由于异类二字涵盖了黑白、明暗,浓淡、干湿,虚实、有无,阴阳、隐显,疏密、聚散,高低、大小,粗细、斜正,繁简、分合以及色相、色性等所有绘画关系,渗透于画面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以异出形、以类成面;以面托点、以类托异,不仅是审美视觉心理“心不在焉,视而不见”的基本特点,亦为绘画出形、出景、出空间的基本原理。由此可见,异类的包容性实在是太大了,而异类本身确实是太平凡了,平凡的犹如空气,全凭意识和感悟。感悟异类,比较异类,自然“格物致知”(孔子)、“知几……斯所以为神”(钱钟书)而标新立异矣!而如何把握好异类关系的转换、变通,协调画面效果,则全凭节奏、心律的统帅。节奏、心律是人的内在尺度。而度,是对一定数量关系的把握,即比例关系。《考工记》中有这样的表述:以被比的线为一,然后用三分法截去其一,即与原来的成二三比。这也是古希腊艺术所谓的黄金分割律,是美的标准。从审美的视觉心里学来说,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中所呈现出来的黑白、隐显,高低、大小之“异”的视觉跳跃和心律感应,即视觉需要。始于比、得于法、成于度。中国画限于材质的局限性,只作加法,不作减法,故对异类的认识和节奏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具体的作画过程中,既要着力于“黑"的笔墨效果,又要留意于“白”的几何形态。因而,以白计黑,以黑画白,则成为中国画造型艺术的特定形式,并由此而形成其独特的笔墨程式。
所谓笔墨,即根据形的特征,以相应的笔法、墨韵,按一定的程序、程式来表现明暗、结构,塑造形体、空间。又因人、因物、因时、因情的不同而随机变化,唯独不变的是笔迹本身,史称“骨法用笔”(谢赫)。是中国画的传统,笔墨的精髓。五代荆浩“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的论述,成为诠释笔墨、气韵的经典。唐张彦远“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的精辟论断,则从前提、要求和因果关系上阐明了用笔、运笔的重要性。而晚清学者刘熙载“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可谓一语中的,是对《文心雕龙》“体性”和孔子“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思想的升华。既道出了笔墨之真谛,又肯定了人的性格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可强求。为此,既是牛性的,就不必学猴子上树﹔若是羊性的亦不必学老虎吆喝。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人头上一方天,关键在于体现自我的真情、真性而无欲、无争,无为而无不为。所以说,笔墨固然是中国画的精髓,但笔墨终究是有其局限性的。只有建立在生活、个性、观念、修养、胆气基础上的笔墨,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没骨法、肌理法、彩墨法的“无法而法”(石涛)不仅履新了传统的笔墨概念,开拓了中国画审美的新语境,更丰富了山水画的皴法。皴法,是山水画表现山石体积、质感之方法的特殊用语。千百年来,先贤们“应目会心”、“道法自然”、“法天贵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创造出披麻、斧劈、折带、乱柴等皴法,名目繁多,千变万化。然万变不离其宗矣,这“宗”:即以相对统一的笔触,结构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和体积、质感。山水画是绘画的一个分科,而绘画又是艺术的一个门类,既有其本体的特性,又有着艺术的共性。
“艺者,道之形也”,刘熙载一语概括了“艺”、“道”、“形”之间的必然联系和辩证关系。而“道者,万物之奥”、“天下母”(老子),“无所不在”(庄子),“不可须叟离也”(孔子)。因此,观照山水画的艺术高峰,不仅要有异类意识,在形态、体积、空间的绘画本体要素以及点、线、面,黑、白、灰,积点成面、积线成面的基本元素和构成法则上下功夫,完成由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转换。更应体悟孔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精髓,凭借“艺”的肩膀、"道"的光环和“形”的亮点而“各有灵苗各自探”(郑板桥)。关于艺。艺是人的主观愿望、意念付诸实践而产生的行为现象。艺字的原始意义即手持工具作事,艺的原始行为亦可追溯至石器时代。而种植、烧制的发现发明则衍生了农艺、厨艺、工艺…… “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庄子)以及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考工记》等艺术创造的朴素理念,则透露出艺、技(术)的基本特性、互为关系和必然联系:艺,即才能、技能,程度也。是术的终端,特指行为形式的完美性。技,即技艺、技巧,程序也。是艺的过程,专指行为工序的完善性。术,即方式、方法,程式也。是技的起点,泛指行为样式的特殊性。完美的行为形式、完善的行为工序与特殊的行为样式即为艺术的基础。而艺术一词,则始于东汉,且与当代的艺术概念相距甚远。无数的中外艺术前辈试图揭开艺术的神秘面纱,终因各抒己见而难于一统。为此,从艺术的本质特性—独创性、形象性、精神性、思想性、人为性、唯美性以及其本体特征—主体对客体的个性化、理想化、形式化和物态化的研究,也许能把握到一些艺术的脉搏。至于艺术“万花筒”式的神奇多变和“皇帝的新衣”之玄妙特点,则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艺术殉道者心中“永远的痛”。关于道。从字形看,昂首走路;从本义论,一达之谓道《说文》。道因路的规律性而谓之道路。老子则将其引用至宇宙的运行规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进而衍生出“天道”、“地道”、“人道”以及当代的“书道”、“茶道”……而能让我如此用情的则为艺术的创作之道:即以认知欲、表现欲为动力;以情性、精神、经念、修养为主导;以造化万象为范本;以立意、凝神、移情、想象为核心;以思想、意蕴、情趣为灵魂;以节奏、心律为统帅;以原理、规律、法则、理念为准绳﹔以工具、材料为媒介;以畅神、悦情、澄怀、教化为目的;以形式、技巧、方式、方法为手段的自我迹化过程。“以心化迹”,正是对张操、宗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媚道”的系统概括。“以”是原则,“心”即行为主体,是艺术创作由生活而艺术的桥梁。“化”则包含了转化、消化、变化和化实为虚、化繁为简、化有为无等艺术处理手法,是管子“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的思想核心,没有化即无所谓艺。而“迹”,即行为客体(作品)。关于形。即形象、形态、形式也。既是行为主体为表达思想、传递精神、张扬情性、营造意境、意趣的形式语言,又是引导审美主体产生共鸣的视觉基础,是一切造型艺术的母体。葛洪、荀子、顾恺之“形者,神之宅也”、“形具而神生”、“以形写神”的经典画论则从形神的相互关系和重要性上作了肯定;范缜的“神即形也,形即神也”的理念则透露出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辩证思想;而倪云林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的潇洒走一回,则试图摆脱形的束缚而向自由王国转化;唯郑绩的“按形求法,触目会心”,不仅朴实无华,更由于其把形与法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以天地为师”(董其昌)、“适我无非新”(王羲之)、“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的现实意义。其“宁作不通,勿作庸庸”的创新思想和殉道精神,当为吾之楷模。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孔子)。由此,以道入艺、以艺而形、以形修道,当为艺术行为的思想基础。以异出形、以类托异,以黑画白、以心化迹,则是绘画艺术务必坚守的基本原则。而“先分后合,此分彼合,分分合合,一分一合。”的开合法则,则是对山水画创作程序、秩序,方法、步骤的形象表白。至于“不择手段”、“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得意忘形”之胡言乱语,则为叛逆治艺的座右铭。以圣贤为镜,则照出自己的卑微;以天地为镜,则照出自我的渺小。“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孟子),倚着巨人的肩膀—呼风唤雨,指点江山,“几与造化争神奇”(陈郡丞)。
创作中的张天霖:
张天霖艺术简历:
张天霖,浙江湖州人。湖州“爱心大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专业画家,湖州师院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发明家。1953年4月生,1974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文书、指导员、秘书等职,荣立三等功一次。曾先后结业于江苏省国画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受教于宋玉麟、刘大为等老师。其创作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感,并着力于光色的研究和尝试,在传统精髓和现代构成的碰撞中,努力把握属于自我情性的契合点:立意深邃,结构严谨,章法奇巧,笔法多变;力求博大恢弘的阳刚之气和醇厚、清新、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拓展了山水画审美的新语境。《盘石》、《生路》、《井冈魂》、《大江为证》等主题性作品曾在全国全军美展中参展获奖。近年来创作的《东海扬波》、《潮来潮往》、《紫气东来》、《云来云往》、《观沧海》等作品,先后被中宣部、中南海、国防部等国家机关和军委总部所收藏。